“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自一开始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和垄断地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也不例外。在古代，中国文化发展早于日本文化，其发达程度也高于同时期的日本文化，因此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对日本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初期，尽管中日两国间的文化流向仍延续传统格局，但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中国虽历史文化传统悠久，但在长期闭关自守的情况下，对于外来民族、国家，历来以属邦、朝贡国视之，从未重视过他们的文化。近代西洋文化虽然很早就进入中国，但始终没有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16世纪以来，西欧的传教士曾不断引进、介绍西洋文化到中国。他们煞费苦心地研习汉语，用汉文写出介绍西洋文化的书刊，想让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吸收一些新知识。然而除了钟表等一些中国所未见的“新异事物”因为好奇心而受到珍视以外，其他方面很少有人一顾，也根本没有接受的意思。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虽也处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锁国状态下，但因为没有形成悠久和足以夸耀的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向来是引进、吸收和消化，不像中国那样持激烈的排斥态度。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此时的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再是以中国为师，而是以之为鉴。他们从中国吸取、学习的不再是传统文化，而是鸦片战争后少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获得的有限的西方知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这样的世界史地著作，以及经过中国消化的西洋文化，培养起了自己的人才。1868年明治维新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在此之后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1887年（明治二十年），日本翻刻了王韬的《普法战记》，这是日本从中国输入西欧文明的最后一本书，自此以后，再也不见翻刻、训点汉译本了。因此学者们认为，1887年以后，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开始彻底逆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中国史无前例地向这个曾被称为“蕞尔三岛”的东瀛小国派遣了驻日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