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一直将日本当作“蕞尔岛夷”，并不放在眼里。鸦片战争后，虽然有一些士大夫睁眼看世界，但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对日本尚未给予重视。徐继畲1848年所编《瀛环志略》一书将日本地理说成由对马、长崎、萨马三岛组成，而忽略了本州、四国、北海道三大岛。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最初的版本中原没有提到日本，1852年增补为一百卷时才添上了日本，并且在叙述中也犯了与徐继畲同样的错误。可见，在19世纪70 年代中日建交前，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虽略有进展，但总的还是十分模糊和肤浅的。

    中日建交后，清朝一部分官吏受政府委托前往日本考察，一些文化名人也应明治日本文化界、学术界的邀请访问过日本。他们把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游记或调查报告的形式汇编成书，使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有所增加。其中虽有不少仍因循封建顽固的守旧意识，对日本的维新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一些颇具学术价值之作，如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便包罗万象，力求全面反映日本面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更是成为许多人了解日本近代化改革历史的窗口。

    黄遵宪于1848 年出生于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少年时代就有远大志向。1876年，黄遵宪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恰好同乡何如璋被任命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知道黄遵宪善谈时务、熟悉世界大势，便力邀其同行。黄遵宪毅然抛弃了科举仕途，出任首届驻日使团参赞。他到日本后，细致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维新制度，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俗风习，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100多首“杂事诗”，每首诗后还附有长短不等的自注，以解释或补充诗意之不足，有的自成一篇小文，实际上同时也是为其编写研究日本的巨著《日本国志》作准备。后来这些自注小文的不少段落被写进了《日本国志》。

黄遵宪塑像。Imaginechina供图。

    1878年起，黄遵宪开始为写作收集材料，他多次向日本友人询问、寻找日本的典章、史籍，约在1879年开始正式动手编写。原打算一年左右脱稿，因史料缺乏、语言障碍等问题，编写过程困难重重。但黄遵宪用顽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克服了这些困难。他收集了200多种参考文献，其中有中国史书、日本史书，还有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各机关的的大量文件。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向日本学者询问、请教，有时还请他们帮助提供和翻译日文资料。

    1882年春，黄遵宪经过几年的努力刚写出草稿，却又奉命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只得放下《日本国志》的编写工作。他在旧金山当了三年半总领事，1885年8月由美国请假回国，回到了故乡嘉应州。同年，张荫垣新任驻美公使，希望黄遵宪仍回旧金山任职，另外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请他巡察南洋群岛。但黄遵宪一心要完成《日本国志》的写作，均辞谢不往，闭门著书，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了这部40卷50万字的巨著。不过直到1895年，这部书才得以正式出版。

黄遵宪故居。Imaginechina供图。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摒弃了以往中国文人妄自尊大的态度，采取实事求是、尊重日本民族、两国平等相待的态度来写作。凡是写到官名、地名、事物名，都按照日本原来的名称，不再如古史书那样将日本称为东夷，将天皇称为倭王。《日本国志》既区别于以前那种摘引古书、繁琐考据日本历史的著作，又不同于当时一些仅仅浮光掠影，记录日本风俗、人情、景色的游记。他采取了中国史书中“志”的体裁，着重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典章制度，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是牵涉到西洋制度时，尤其详细，从而为中国有志于维新变法之士提供借鉴。黄遵宪反对那种粗枝大叶、人云亦云的写作态度，重视亲自作实地调查研究，尤其注意收集第一手原始材料。他在《日本国志》中大量引用了日本政府各机关、各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数字，用各种类型的清晰的表格和精确的数字，为中国人了解、研究日本提供了丰富、具体、可靠的材料。黄遵宪不仅在书中对日本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而且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评论。他着重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剖析，总结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并常常结合中国的情况加以对比、评论，给人以启发和帮助。

    《日本国志》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卷首中东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全书40卷，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实行的各项制度，阐述了学习西方、效法日本，要求在中国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黄遵宪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变革，要求仿效日本变法自强，对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他对日本19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要求民权、开国会、立宪法的自由民权运动表示同情。他在书中列举了日本的各种政党、团体、学会，还说明了政党团体的组织方法和活动形式。当时中国尚无近代政党和政治团体，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黄遵宪的介绍对中国知识分子日后开展政治活动、组织团体以至政党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他支持日本明治维新后为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的外交斗争，赞赏日本明治政府把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作为头等重大外交课题，认为值得中国仿效。

    在经济思想方面，黄遵宪主张学习西方和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保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他在食货志、职官志、物产志、工艺志中大力宣扬日本明治政府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和各项具体措施，强烈呼吁改革旧制度，学习新技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表达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在文化思想方面，黄遵宪提倡学习西方文化。他研究了日本学习西学的过程，特别指出：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曾派出重要官员访问欧美各国，此后更加积极输入西方文化，并设立文部省，颁布学制，举办各级学校，确立近代教育制度，还创办报纸，建立图书馆、博物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黄遵宪主张发展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他详细叙述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以及课程、经费等问题，还谈到学校设有生物、化学、物理、考古等实验室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介绍极为具体细致。

    《日本国志》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但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此时，甲午战争刚过，中国竟然被新兴的日本一举击败，以至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当时的中国人看到《日本国志》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激起了进一步研究日本、总结经验教训、发愤图强的决心；《日本国志》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必读参考书。日本的明治维新在黄遵宪的书中成为中国维新变法的活生生的教材，使中国要求维新救国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大受鼓舞，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和信心，明确了变法的方向和方法，即以日本为榜样，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维新变法的启蒙读物。康有为、梁启超和许多维新派人物都受过《日本国志》的影响。康有为关于变法具体措施的奏议，有的就是参考《日本国志》，甚至直接从其原文抄录过来的。梁启超与黄遵宪是好友，两人过往通信甚密，梁启超还亲自为《日本国志》写后序，对其十分推崇。

    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写的日本游记中，除了少数作者只谈游山玩水、异国风情之外，大多数人都在考虑中国究竟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怎么学，探讨日本的维新之要、富强之道。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维新变法。他们得出结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既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效，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那么中国人也就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是一条学习西方的捷径，甚至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居上。而腐朽的清政府处于历史潮流的漩涡中，也幻想通过“中体西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同样认为向日本学习是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