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初期，日本曾从中国输入了许多介绍西洋文化的书籍，成为日本维新变革的催生剂。而在甲午战争乃至日俄战争后，这种形势完全颠倒了过来。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学习日语者开始翻译一些日本书籍。1900年开始，已有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并且组织译书团体，第一个这样的团体是译书汇编社。后来又出现了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普通百科全书、闽学会等留日学生的翻译团体。

    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有一般大专程度的参考书籍，也有专为中国国内学校而译的教科书，还有大量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自然科学书籍，大部分在日本印刷后，运到中国销售。清末民初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大部分是留日学生的译著。在1927年顾燮光所编的《译书经眼录》中所收录的1901—1904年间出版的书籍，60%译自日本书，译自西洋各国的也主要是留日学生从日译本重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其中由第一批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翚撰写并出版的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不仅是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同时采用洋式印刷和装订的出版物。在这之前，中国在书刊印刷上虽已使用了西洋人制造的新式铅活字，内容也都是传播西洋文明的书籍，但在印书时还只是单面印刷，然后把纸对折起来装订成书，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自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杂志出版如雨后春笋，但仍一律沿袭传统的对折装订款式。自1900年《东语正规》出版后，由戢翼翚等人组成的译书汇编社编辑出版的《译书汇编》成为中国杂志中采用洋纸、两面印刷和洋式装订的鼻祖。戢翼后来还在上海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了一家名为作新社的出版社，专门出版洋装书。因此戢氏被称为“中国书刊洋装化之父”。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法律、经济、教育、文学、科技等等，其中尤以新文学与留日学生的关系特别深切。纵观当时的中国文坛，五四文学革命的发轫者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钱玄同等都曾留学日本，创造社也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田汉、冯乃超、陶晶孙等人在留日期间成立的，其成员更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日作家。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都是通过日本传入了中国。

    不少中国著名作家都曾短期旅居日本，并在那里创作了众多的作品。茅盾于1928年7月至1930年4月寓居日本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虹》，七个短篇小说及其他散文、速写、文艺论著。胡风寓居日本期间，曾参加“艺术学研究会”的活动，解决了纠缠他七八年的社会观与艺术观的矛盾。丰子恺1921年赴日，受竹久梦二影响，学习其综合东西洋画法的本领。他特别喜爱夏目漱石，后来译成了夏目漱石的《旅宿》，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德富芦花的《不如归》，中野重治的《肺腑之言》，以及《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等三部日本著名的古典故事。谢冰莹、卢隐、沈樱、梁宗岱、钟敬文、高长虹等也均曾短期赴日。

    当时日本的翻译界译书范围广、速度快，内容兼收并蓄，世界各国著名的作品在日本几乎都能找到译本。不少中国现代作家一心借助“日本桥”步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了“读西洋书”，宁肯“受东洋气”。作家杨骚从小痛恨日本的侵略行径，却通过日译本接触了安特列夫、海涅、王尔德、霍普特曼。刘大杰在日本居住六年，获得了系统的世界文学知识。穆木天在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沉湎于象征主义世界，成为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

    鲁迅通过二叶亭四迷的日文译文阅读了俄国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后来撰写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他节译雨果的《哀尘》（《悲惨世界》）也是由森田思轩翻译的《随见录——芳梯之源》转译。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毁灭》是鲁迅根据藏原惟人的日译文《坏灭》转译的。

    夏衍在日本留学七年，从事社会革命活动，课余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如史梯文森、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易卜生、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后来他根据两种日本译本，参考英译本，译成了高尔基的《母亲》。

    1919年，日本文坛为纪念惠特曼诞生一百周年而掀起了“惠特曼热”，郭沫若正是在此时才得见《草叶集》并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惠特曼式”风格，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人。1921年，日本文坛为纪念波特莱尔又掀起了“波特莱尔”热，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先驱田汉才将视点投向这位法国作家，并在创作中尝试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歌德被介绍到中国约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一年的七月，上海作新社译印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中的《可特传》是《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最早的介绍，即根据大桥新太郎的文章译述。

    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议论性杂文的产生，除受特定时代的制约及传统的影响外，与日本近代文化的传播也密切相关。在大正文坛以随笔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长谷川如是闲创造了一种以“寸铁”杀人的讽刺性文体，促使日本随笔逐步摆脱了温文尔雅的古典风格。鲁迅翻译过长谷川的文章，尤其赞同他倡导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厨川白村以“霹雳手”的姿态对本国的缺点一一加以辛辣而猛烈的攻击，也激励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现代杂文作家。

    中国的戏剧、电影也受到日本文坛的深刻影响。中国的新剧便是在日本诞生的。春柳社由李叔同在日本创立，田汉的南国社也大体模仿小山内薰的筑地小剧场而建成。曹禺的四幕话剧《雷雨》写成后，由于尖锐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国内无法公演，1935年4月由“中华同学新剧”在东京上演。1935年底，“中华国陆戏剧协进会”和“中华戏剧座谈会”也诞生在日本。这三个团体于1936年合并为“中华戏剧协会”。1937年，“中国留日剧人协会”也在日本成立。新剧运动对中国国内也带来了冲击。

    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田汉于1916—1922年在日本留学，认为自己到东京后“才开始真正的戏剧文学的研究”。他翻译了不少日本剧作，并把在日本留学期间学到的戏剧理论和技巧用于自己的创作。他的《苏州夜话》、《南归》、《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等作品，从艺术构思到表现形式及手法都渗透着日本剧作的影响。

    著名剧作家夏衍曾翻译菊池宽的《戏剧之研究》，并撰文介绍了日本戏曲的三种不同形式。他的大型历史剧《赛金花》的表现形式受到日本作家改编的果戈理《两个伊凡的吵架》的启发。三幕剧《上海屋檐下》直接受到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光明与黑暗》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田汉创办的南国电影剧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田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东京读书时在电影馆中消磨了许多时间。他的电影观沿袭了日本人的电影观， 把电影视为人类用机械制造的梦， 主张借胶片宣泄民众深切的苦闷。南国电影剧社筹拍的第一部影片《到民间去》，便是受日本明治时代诗人石川啄木同名作品的启发，描写一群中国青年受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

    对于留日学生在中国的影响，郭沫若曾评论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英美派作家的班头胡适也承认：“吾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

郭沫若《归国杂吟之二》 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