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史学家实藤惠秀曾经说过：“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虽然层次不同、目的各异，所学知识也深浅不一，但他们接触到了大量新鲜事物，身处异域又令他们深切感受到祖国的落后，激发了他们深刻的危亡意识。于是，从20世纪初年起，不少激进的爱国青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自任，纷纷组织团体、出版刊物、举行集会、发表演说，倡言革命排满，反对列强侵略，使民主革命思潮在东京的留学生中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部分曾赴日学习或生活的中国文化名人。
陈独秀
鲁迅
郭沫若
茅盾
曹禺
夏衍
郁达夫
田汉(右)与程砚秋
留日学生首先将介绍西方新知、唤醒国人视为自己的应尽责任。1900年12月6日开始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不仅如前所述在中国出版界最早出版洋装书刊，而且专门译介西方政法名著，是留学界，也是我国知识界较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刊物。由于它的主持人、干事和发行人大多是留日法政专业的学生，所以选文得当、译笔流畅典雅，在留学界和国内知识界中风行一时，影响很大。除编译外，该刊还以单行本形式作为增刊，出版了《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菲律宾志士独立传》等，之后又增加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研究心得的著述，对当时的民权觉醒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和留学生中地域政治意识的增强，1902年起，以各省同乡会为主体创办的刊物也出现了，同样成为介绍西方文明、传播民主精神的载体。这些书刊不仅在东京，而且在中国国内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留日学生在组织国内革命力量中也起着凝聚中心的作用。湖南自戊戌变法以来一直是新学传播较为迅速的省份，培养了不少出身于新式学堂的知识分子。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又选派了大批留日学生。许多湖南籍留日学生回国后，充任各级各类学堂的教习。他们将各种宣传革命的刊物秘密带回湖南，广为流传。后来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正是以留日学生和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其中著名的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吴禄贞、章士钊等人，后来成为反清重要力量。在反清革命的另外两支重要力量——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酝酿成立的过程中，留日学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留日学生中革命力量不断发展，也由于当时日本一些友人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中国几次革命的失败者都陆续逃亡日本。“不论维新党也好，革命党也好，一旦失败，则逃亡日本，这似成为当时的公式。” 这些逃亡者的周围常常会聚集众多的留日学生，为了追随他们而赴日本留学的人更是如铁之为磁石所吸引。有的学者将这些革命逃亡者也视为留日学生。以他们为中心，在日本策动了不少革命活动。
最早到达日本的“亡命客”是孙中山。1895年，他在广东计划首次起义失败后秘密逃到香港，但由于香港政府不准其居留，遂东渡日本横滨。1899年，他自欧洲再度到日本，在日本居留数年。1905年，孙中山第三次到日本，在那里组织了同盟会。到1907年被日本下令离境前，孙中山在日本开展了种种革命活动。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亦逃亡日本。康有为到日本后不久便前往南洋，梁启超在日本生活了较长时间。1900年，以戢翼翚为首的留日学生参加唐才常起义，事败后也逃至日本。1904年，华兴会主要成员黄兴、宋教仁及其他重要骨干陈天华、张继、刘道一等发动长沙起义未成，逃亡日本。惠州起义失败后，为筹募革命经费而周游欧洲的孙中山也到了东京。1905年，三派势力在东京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是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发展。此后中国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梁启超
福泽谕吉
东京还成为中国留日学生吸收日本思想和学问的地方。这些东西本来源自西洋，留日学生对其加以消化和改造，使之适合中国国情，并向中国国内大事宣传。在留学生编辑和出版的大量刊物中，除少数是纯学术的之外，一般都是介绍启蒙思想和宣传革命的。
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后，广泛阅读了大量日文著作，“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一时期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并发表了许多论著。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及其思想就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的。他先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福泽谕吉的生平业绩，还翻译了福泽谕吉的著作。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将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学说。他初到日本时发表的《文野三界之别》一文吸取了福泽谕吉关于文明开化的“三阶段论”，把人类文明开化的历史进程分为“野蛮”、“半开”、“文明”三个阶段，还接受了福泽谕吉关于人类智慧、道德的进步是文明开化的主要标志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公德”和“私德”的关系，揭示了儒家道德观重视“私德”而忽视“公德”的特征及弊端。可以说，福泽谕吉的“文明开化论”和“独立自尊观”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革命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1年以前，中国的革命活动都以留日学生为主体，在历次的革命实践行动中均有留日学生参加，留日学生制服几乎成了革命军的制服。在1911年广州起义的七十二烈士中，有七人曾留学日本。武昌起义后，云南省响应，当时昆明起义的40名高级军官中，蔡锷、李根源等日本留学生占31人。
在这些曾经留学日本的学生中，还出现了著名政治家如周恩来、吴玉章、沈钧儒、黄炎培、林伯渠、董必武、程潜、何香凝、廖承志、陈叔通等，文学家有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成仿吾、周扬、夏衍、胡风、艾思奇等，以及在中国社会各领域都非常活跃的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陈望道等。此外，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等也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总之，留日学生不仅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思潮的转换过程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而且是历史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鉴真坐像。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御影堂藏。
中国扬州鉴真纪念堂（大明寺）。
日本奈良东大寺。张恕摄。
日本唐招提寺金堂。田建国供图。
日本孝谦太上皇御题唐招提寺匾额。田建国供图。
唐招提寺金堂千手观音立像。田建国供图。
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坐像。田建国供图。
唐招提寺藏宝阁。田建国摄。
唐招提寺御影堂外观。日本TBS供图。
《涛声》
《黄山晓云》
唐招提寺御影堂内东山魁夷手绘屏风。日本TBS供图。
唐招提寺内日本俳圣松尾芭蕉名句碑。
俳句写道：“我愿摘得嫩叶来，将您盲目泪珠揩。”（田建国译）
唐招提寺戒坛。田建国供图。
《东征传》绘卷局部：鉴真东渡途中在狼沟浦遇险。真人元开绘。
《东征传》绘卷局部：鉴真东渡途中在桑石山附近再度触礁。
东汉光武帝刘秀像。张恕供图。
光武帝赐给日本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1784年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出土。
日本出土的铜镜。
圣德太子坐像。日本奈良法隆寺藏。
日本高僧空海的书法。
日本京都东寺。
东寺所藏宋版《一切经》。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遣唐使与唐代美术展”招贴。张恕供图。
模仿唐都长安建造的平成京遗址。
最澄像
日本宇治茶田。
西太平洋地图。
（葡）若昂·特谢拉·阿尔贝纳斯（Jo?o Teixeira Albernaz）绘制，1640年。
日本遣明船。《真如堂缘起》绘卷，日本京都极乐寺藏。
《吴中十景图》。（明）李流芳绘，高磊供图。
《天桥立图》。日本雪舟绘。
日本京都园祭。张恕供图。
祇园祭。东京一家餐馆的怀石料理用纸。张恕供图
《清明上河图》（局部）。（宋）张择端绘。
日本京都金阁。张恕摄。
日本京都银阁。田建国供图。
中国明清时期的紫砂壶。《收藏家》杂志供图。
日本茶道中用来磨碎茶叶的茶臼。
日本奈良飞鸟寺。
日本奈良法隆寺。田建国供图。
法隆寺内的佛像
法隆寺金堂内的壁画
《郭子仪图》。日本圆山应举绘。
《雪中锦鸡图》。日本伊藤若冲绘
《芙蓉锦鸡图轴》。宋徽宗赵佶绘
日本浮世绘《高名三美图》。喜多川歌绘，张恕供图。
《晴朗的富士山》。日本葛饰北斋绘，张恕供图。
徐光启与利马窦。《钟表的中国传奇》，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
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后在日本东京留影。Imaginechina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