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794年以后）前期，学习和模仿唐文化依然是日本美术的主要倾向，在画风上继续着唐绘的规范，盛行的仍然是佛教美术。日本高僧空海与最澄等入唐求法，将唐朝佛教密宗的佛画图样也带入了日本。于是佛教美术由显教转为密教，出现了不少白描的图像，长期成为日本肖像画法的基础。这个时期中国的画家还有不少人定居日本，子孙世传其业。

《重屏会棋图卷》。（五代）周文矩绘，张恕供图。

在这幅表现南唐皇帝李璟与弟弟们弈棋的画中，屏风上还画有一个小屏风，

称为“重屏”，即“绘中画”一例。

《潇湘八景图》（局部）。（元）张远绘，上海博物馆藏。

    到了中后期，原来为佛教服务的美术和工艺逐渐转向为了艺术本身服务，产生了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优秀作品。绘画和雕刻也变为日本自己的东西，特别在绘画方面，中国画的精神与日本的理解相混合，于10世纪左右产生了风格鲜明、独特的大和绘。大和绘的画法和题材都是中国式的风花雪月，技法也来自于阎立本等中国名画师的写真技法，后来逐渐日本化，但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与唐画的密切关系。

《潇湘八景图》（局部）。（元）张远绘，上海博物馆藏。

    镰仓时代是日本美术史上的过渡时代，绘画受到中国宋元画的影响，同时不断日本化。宋元画首先对绘卷物产生影响，如教王护国寺的十二天图屏风中就有水墨画的笔法，《一遍上人》绘卷中也有宋画的笔法和俯瞰式构图法。另外，《天狗草纸》、《东征传》绘卷、《玄奘三藏》绘卷等镰仓时代绘卷物画面中出现有水墨障屏画，可以称为“绘中画”。可以认为：镰仓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着汉画样式的障屏画，出现在私人宅邸的隔扇、屏风、杉木门上。

    宋朝时，以被历代文人墨客所景仰的潇湘一带的人文景观为主题，与卧游思想相辅相成，在中国画坛形成了以“潇湘八景”为固定画题的作品，夏圭、牧溪、玉涧等均绘有《潇湘八景图》。这些作品东传后，将中国山水画所蕴涵的卧游与隐逸思想、变光与换景画法传入日本，对日本水墨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幕府的推崇之下，水墨山水画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诗人、画师、艺匠都花费很大精力去描绘这一主题。自南北朝以降（13世纪前后），效仿者层出不穷，大量的续作本身构成一部洋洋可观的日本近世绘画发展史。

    中国元朝兴起后，曾和日本发生过文永与弘安之役，因而此后十余年间，渡海僧侣曾经绝迹。但因元朝名僧数人相继东渡，大力宣扬禅风，于是日本入元僧也逐年增加。其中有不少杰出之士，他们久居中国，不但深究佛教的奥蕴，并学得儒学、书法、绘画、建筑、印刷等方面的文化成果回国。他们回国后，历住京都、镰仓的五山等大寺院，处于社会指导者的地位，更有助于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

    入元僧中本就有不少擅长绘画者，他们在元时学习宋元的画风，回国时还带回很多名画。当时在禅寺和上流社会盛行的唐式茶会的茶亭墙壁和隔扇上，都悬挂宋元名画加以欣赏。吴道子、苏东坡、戴嵩等著名中国画家的画作都传入日本。这些作品给予日本禅林很大的影响，使日本寺院中出现了许多“画僧”。其中东福寺的明兆仿效北宋的李龙眠和颜辉，在佛画方面别开生面。接着有相国寺的如拙学习宋元手法，发展了以水墨画为中心的新绘画样式。这种新的绘画样式被称为“汉画”（即北宗画，简称北画），留下了大量的杰作，形成室町时代绘画的主流。新兴的汉画富有禅宗色彩，构成绘画的中心，其影响波及美术的各个领域。北画的代表人物是雪舟（1420—1506）、狩野正信（1434—1530）及其子狩野元信（1476—1559）。狩野正信是狩野派的鼻祖，最初同雪舟一样也学习周文的画风，但后来有所改变，创造了一种和汉折中的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