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在日本是一种通过品茶艺术来待客的特殊的礼仪，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1903年日本近代美术的创始人冈仓天心撰写《茶之书》起，日本茶道被日本人推举为日本的国粹。而纵观日本茶道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无不与中国茶文化的传入密切相关。中国的茶文化传到日本后，在日本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经过了再创造，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风格的综合文化体系，对日本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宋朝时期，饮茶风俗开始在中国普及，茶树种植的地域也明显扩大。在成品茶品种上出现了供宫廷使用的精制龙凤团茶以及主要为民间饮用的粗制饼茶，后又出现了散茶，饮茶方法也从传统的点饮法、煎饮法发展到更为简便的泡饮法。
南宋至元末时期，由于日本海禁的解除以及中国禅学的昌盛，大量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较好地理解了中国的茶文化。许多日商、日僧在回国时带去了中国的茶、茶具和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使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一度衰退了的日本饮茶重新走上了复兴之路。
在中日茶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寺院茶礼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中国的寺院茶礼形成于中唐时期。南宋时，隶属于临济宗的天目山径山寺名震江南，嘉定年间又被宋宁宗封为五山十刹之首，影响波及海内外。由于临济宗的教义十分适合当时刚处于统治地位的日本武士阶级的需要，幕府不断派遣日僧至径山求取禅理。径山自盛唐时期便已开始植茶，其气候和地质条件适于茶树的生长，使径山茶形成了优良的品质。随着日本僧人的归国，径山寺的茶和茶礼也传到了日本。
在众多的日僧中，有两位僧人对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一位是继荣西之后的日本禅宗领袖圆尔辨圆（1202—1280）。他于34岁时赴南宋学习禅宗教义，在径山寺住了五年。除日常修行外，他还学习了烹饪、纺织、绘画，掌握了麝香药丸的制作以及茶的制法等等。回国时，他带回了径山茶的种子，将其栽种在自己的故乡静冈县安倍郡足久保村。不久，人们按照他的指点生产出了高档次的日本抹茶，称为“本山茶”。后来，种茶技术在静冈县进一步普及。今天，静冈县的茶产量占日本的一半以上，人均茶消费量也居日本各地区之首。
圆尔辨圆将径山寺的茶礼也带回了日本，并以此为蓝本，结合日本的实际，制定了日本的茶礼。至今每年圆尔辨圆的忌日，在他所建立的东福寺中还要举行“方丈斋筵”，从中仍可看到中国茶礼的缩影。
另一位僧人是南浦绍明（1235—1308），亦是静冈县人。他于25岁时入宋，参禅于径山寺，回国时带回了七部茶典和一套点茶用具。今天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四规——“和敬清寂”——可能就是来自于南浦带回的茶典。
基于径山茶具的点茶法，在15世纪下半叶由村田珠光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日本茶道点茶法，沿袭至今。
元朝时，日本来华僧侣人数众多，且留元时间多长达一二十年。他们不但在留元期间过着和中国人完全一样的生活，回国以后也继续着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住在京都、镰仓的五山十刹等寺院中，受到朝廷武家的虔诚归依，其生活方式自然也会对日本上流社会的生活产生影响。
自荣西以来，饮茶的风习本来是作为驱除妨碍修禅的睡魔之法和养生之术，最初以禅林为中心而逐渐推广起来的。到了南北朝时代，由入元僧传入的唐式茶会便在上流社会流行起来。这种唐式茶会简称茶会、“茶寄合”，就是很多人会集喝茶，兼作种种余兴，颇有中国趣味、禅宗风趣。其间一种赌博性的游戏“四种十服茶”（沏各种各样的茶，喝后猜测是否本茶，以定胜负），也来自中国自宋朝时就已盛行的斗茶风俗。
这种唐式茶会使日本食物的烹调法、住宅的建筑、室内的装饰以至园庭的建筑艺术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首先是食物。茶会中所用的种种点心都是中国风味，皆由入元僧传入日本，客人们互相推劝，和中国的会餐法无异。
其次是建筑。举行唐式茶会的茶亭都是设在风景幽美的庭园内而又可以眺望远方的二层楼上，这和中国禅林中的建筑有一脉相承之处。日本学者认为，后来的金阁、银阁（室町时代的将军足利氏在京都所建的别墅）可能就是从这种茶亭发展而来的。理由是虽然金阁的下层和中层是寝殿式建筑，银阁的下层是书院式建筑，但二者的上层都是唐式建筑。
茶亭内部的装饰讲究在正面张挂中国画家绘制的佛画，画前桌上的摆设富有禅寺的风趣。在隔扇和墙壁上挂有许多宋元名画家所绘的人物、花鸟、山水等画。另在茶亭的一角，围以屏风，设置茶炉煮茶，多以茶碗、茶壶等精致茶具装点其间。在客位、主位的席上陈设胡床、竹椅等，完全是中国舶来的物品。
和茶亭一起发展起来的是建筑庭园的艺术。入元僧归国以后，利用庵居的空地建筑庭园，摹拟在元时游历过的景色，追念往事，吟诗作文。
饮茶之风逐渐流行到下层社会后，他们既不能像禅僧那样举办纯粹中国风趣的茶会，也不能开高级武士那样豪华的茶会，只有邀集知己数人，在一间狭窄的屋中，利用简单的器皿品茶，这样就变成了民间流行的茶会“茶之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