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中国相对统一，但总的来说国势并不是很强，且多有动荡，直接影响着明朝的对外关系。而在日本，1336—1392年为南北朝时期，其后统一的室町时代仅安定了75年便又陷入了战乱，1467年后更是进入了百年战国时代。政治上的分裂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的对外交往。但1404—1523年间，两国局势均稍为安定后，明朝与日本足利幕府之间便开始了百余年的贸易往来。由于这种贸易是以日本的上贡和明朝的回赐方式进行的，明朝规定日本来贡之船必须持有明朝发给的勘合符，因此被称为“勘合贸易”。

    勘合贸易为日本的将军府送去了明朝政府所赐的大量唐物，代代积累，在足利将军的府库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唐物宝藏。将军府则开展了一个长达百余年的唐物展示、鉴赏文化运动，孕育了日本茶道的前身——书院茶道。同时，这种鉴赏文化运动还大大提高了日本人的艺术素养和审美品位，直接孕育了日本的水墨画艺术、砂石庭园艺术、能乐狂言戏曲艺术等。

    鉴赏和摆饰唐物的需要，首先使书院式建筑在日本兴起。日本传统的居住建筑是四壁可随时拆卸的亭台式建筑，不利于挂画和永久性的摆饰艺术品。唐物的东渡使日本的居住建筑出现了变化，房屋中的两面墙壁逐渐地固定下来，摆饰唐物所必须的壁龛、长条案、多宝被嵌进墙里，成为房间内的固定设施。这种建筑形式被日本人称为“书院式建筑”，它首先流行于上流社会，后普及于民间，成为今天日本和式房间的雏形。

    在这种书院式建筑中，不但在茶室摆放的主要茶具都是唐物，而且来自中国的其他文化用品乃至生活用品，如被子、铁链、勺子、团扇、食品盒等等，都成了展示的对象。这种使用高档唐物在书院式房间里进行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也随之诞生了。其主要活动和实质就是鉴赏、收藏与茶道活动有关的唐物，并发展出了极为繁复的唐物摆饰法，其中许多内容被日本的茶道传承至今。

    1523年，日本战国大名篡夺了将军的勘合贸易大权，勘合贸易随之衰落，中日民间贸易开始兴起。堺市由于参与中日贸易而积蓄了大量财富，同时也积累了比京都更多的中国器物，出现了更庞大的可以参与茶道文化活动的群体。以日本富商为参与主体的草庵茶道也随之初步形成，取代了日渐衰落的书院茶道，堺市也主导了当时日本茶道的主流。这种以两宋时期盛行的“点茶”为契机、以宋元时期的禅宗文化为精神背景形成的茶道流派，最终于17世纪90年代形成了日本茶道两大流派之一的抹茶道。草庵茶道继承了足利幕府的书院茶道的文化价值观，而其主要形式——茶会的主要内容仍是鉴赏主人收藏的茶具。在草庵茶道中，唐物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草庵茶道举行的场所——茶室的建筑艺术和茶庭的布局则深受中国禅宗的影响。

    中国的储茶方法也传到了日本。进入明代以后，中国茶的采制和储藏方法均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在制茶上首推炒制法，而在储藏时选用陶瓷瓮，在口部加封木塞、厚纸，以防光、防潮、防异味。日本在储藏茶叶时也使用了与中国完全相同的储茶瓮，其封口的方法也同中国完全一样。另外，在储藏极品好茶时，将其装进小口袋、再塞进储藏了次品茶的陶瓮中的做法也同中国完全一样。

    但是，中国的明式饮茶法——以开水沏泡为主流泡茶法，以香高、色翠、味甘为茶汤的评价标准，茶壶和茶杯趋小并讲究一泡、二泡、三泡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在日本传播。这是由于1570—1688年间，中日政府双方均奉行“海禁”、“锁国”的政策，而记述明代制茶、饮茶方法的茶书又大都写于1570年以后，这样便没有及时地传到日本。另外，从15世纪中叶起，日本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识，也成为阻碍日本人吸收新的明式饮茶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