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大化改新后，为了借鉴中国的封建统治方式，多次派出遣唐使团，从思想文化、典章制度、城市建筑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等方面全面地向中国学习。

    从公元630年开始到公元894年，日本先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其中两次任命后因故未能成行，还有一次是为迎接遣唐使回国而派遣的“迎入唐使使”，三次是为送唐朝使节回国派遣的“送唐客使”，皆不必到唐长安城。因此，作为正式日本国使到达唐都长安的只有13次。

    遣唐使团派遣之初，规模比较小，每次只有一二只船，每船120人。到8世纪后，每次增加为四只船，总人数在500左右。主要人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另外还有翻译、医师、画师、音乐长、工匠、商人、水手等，每次都有一二十名留学生与30至70名学问僧随行。

    唐朝对遣唐使团热情款待，由鸿胪寺负责一切接待事宜，日本使节至唐以后及归国途中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费用全部由唐朝政府供给。

    日本遣唐使在长安期间的官方活动主要有二项：一是朝见皇帝；二是进献贡物，唐朝廷则会回赐大量“答信物”，其数量和价值远远超过日本所进献的贡物。

    日本遣唐使团的成员都经过精心挑选，或为博学之士，或为专精之才，而且还需要在容貌、风度上特别出众。他们在长安广交朋友、大显身手，也宣传了日本文化。据《旧唐书·宣宗纪》记载，曾有日本王子入朝，棋艺高超，皇帝令围棋国手顾师言与之对弈，顾绞尽脑汁，最后才险胜。为保全大唐颜面，顾师言诈称自己仅是第三国手，王子于是提出愿见识一下第一国手。顾答道：“王子胜了第三，才能见第二；胜了第二，才能见第一。不能直接领教第一的手段。”公元838年至唐的第18次遣唐使一行651人，其中的准判官藤原贞敏精于琵琶，他在长安得到唐琵琶大师刘二郎的指教，后又娶其女为妻。藤原返回日本后开一代新风，后世盛传其为日本琵琶之祖。

    遣唐使在唐期间还有一些特殊任务，比如收集图书带回日本等。大使还四处访求中国文人、僧侣、工匠、艺人等，动员他们赴日。第十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回日本时，带回一名叫袁晋卿的唐人，“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太学音博士”，对汉字汉音在日本的传播及日本音韵学的发展贡献很大。同时还带回音乐大师皇甫东朝及其女儿，两人终身仕日，促进了日本音乐的发展。第11次遣唐使将扬州律宗大师鉴真师徒请到日本，更是妇孺皆知的故事。

    在“遣唐使”中，留学生的人数较多，影响最大，是日本输入唐朝文化的骨干力量。他们在中国居住时间长，一般是二三十年，而且勤奋好学，又大多经历了唐朝由盛到衰的过程，所以能把唐朝的文化全面、客观地带入日本，并结合日本实际进行继承和扬弃。留学生除个别语言不通者外，大都被允许进入国家高等学校——国子监学习，由唐朝政府供给基本生活费，不足部分由日本国政府进行资助。先后在国子监学习的日本留学生总数约有二三百人，很多人成绩卓著，最著名者为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大和长冈等。

遣唐使路线图

    阿倍仲麻吕是随第九次遣唐使到达唐朝的，时年20岁，中国名为晁衡。他在国子监留学，成绩优异，考中了唐朝进士，并先后担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等官职。他能作诗，与李白、王维等著名诗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第十次遣唐使来华时，他请求唐玄宗准自己回国探亲。船只已到日本海岸，又遇风暴，最后飘流到越南海岸。晁衡在长安的朋友都以为他已经遇难，李白曾作诗以示怀念。后来晁衡死里逃生，又回到长安，被唐玄宗委任为三品高官，直到73岁在长安过世。

    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入唐的吉备真备在长安苦读17年，在经史、法律、军事、音乐、天文等许多学科都有极高的造诣，回日本后，在大学寮任助教，向学生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部韵、书法等六道。所用三史教授学生引发了后来大宝令有关学制方面的改革。教育的兴起也推动了日本奈良时代政治的改革。后吉备真备进入日本最高领导集团，官居右大臣。他采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的片假名成为日本新体文字表示法之一。

    橘逸势因不精通汉语，未能入国子监学习，但他在长安期间拜访名哲求学，颇有成就。他曾师从书法大师柳公权学习书法，功力深厚，尤善隶书，后来成为平安时代日本的三大书法家之一。

    大和长冈在长安学习刑名律令17年，后来成为日本法律权威。他曾协同吉备真备一起删定律令24条，在日本移植唐朝法律制度方面多有贡献。

    日本先后入唐的学问僧总数大约三倍于留学生，在500人以上，多数在长安各大寺院寻师求法。这些日本僧人只要得到唐朝政府批准，允许其留居学习，则其生活费用也由唐朝政府供给，也有不少僧侣由所在寺院供养。

    著名的奈良六宗之一的法相宗，其创立者道昭在公元635年来到长安，师从佛教大师玄奘，其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也曾到唐都长安亲随玄奘受教，第三代传人智凤等也曾入唐，第四代传人玄更在唐学习18年。唐玄宗曾封他为三品高官，赐以紫衣，使其在长安名重一时。玄回日本后深得朝廷信任，天皇仿效唐朝也赐予他紫衣，从此开创日本天皇为高僧赐紫衣的传统。

    平安时代最为盛行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和真言宗，其创始人最澄和空海在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一同随第17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归国后把中国佛教的天台宗和真言宗正式移植到日本，建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遣唐留学生、学问僧在唐学习的门类涉及历史、法制、礼仪、艺能、技术、佛教等各个方面，他们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是广泛而深远的。在日本历史上有着光辉一页的奈良盛世以文化而著称，日本的佛教、建筑艺术、美学、文学、教育等都兴起于奈良时代，而奈良文化正是遣唐留学生、学问僧回日本传播盛唐文化的结晶。这些知识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又孕育了日本自身的文化创造力，被称为“日本自有文化”的平安文化的形成与盛唐文化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

    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在文化上，甚至在衣食住行上都模仿中国。日本根据唐朝中央的三省六部制，设二官八省制；仿唐道、州、县制，设国、郡、里制；仿唐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同时，日本人民还吟唐诗、听唐乐、学唐画、行唐礼、穿唐服。

    公元694年，日本便按照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和风格建成了当时的首都藤原京（现在的檀原市，位于本州岛中部奈良盆地的南部），但规模比较小，城市功能也存在一些不足，再加上当时的日本人尚不习惯城市生活，导致城市污染较为严重。公元8世纪初，日本向中国派遣了第七次遣唐使。除政治目的外，还准备通过对长安的考察进一步学习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理论，准备建设日本的新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归国时，日本使者不仅带回了长安的城市规划图，而且还请回去一批先进的土木建筑技术人员。公元710年，日本著名的历史名城——平城京建成。它的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完全是模仿唐都长安、洛阳建造的，只是整个城的面积较长安小些，约为长安的四分之一。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长安与平城京的规划虽然规模不同，但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大体上都是方形城廓，宫城位置都在城中轴线的北端，市街地则向南扩展。宫城之内建有许多仿唐宫殿，四周有12道门，干道都直对一个城门，宫城正门亦称朱雀门，门前干道称朱雀大街。出朱雀门有南北走向的两分市街，分为左、右两京，街道如棋盘，布局严整。平城京惟一不同于长安城的地方是它没有城墙。

    在当时的日本，到处可以见到盛唐风格的建筑。奈良建筑和雕塑艺术的代表——日本国分寺和东大寺的卢舍那佛即分别是模仿唐朝大云寺和龙门的卢舍那佛石像而建。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曾说：“奈良时代大型寺院的宏伟建筑，安置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佛像雕塑，画在墙壁和棚顶的佛画以及使用的各种工艺品，都是卓越的艺术品。这些无名的制作者巧妙地吸收中国技术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把随时代而发生变化的中国形式一个个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袭过来——这种艺术与其说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一个流派。”井上清先生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奈良时代的佛教建筑而言，但亦是唐朝时中日文化关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