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从蒙昧社会进入野蛮社会的时间上，中国和日本并无明显差距。始于7000年前左右的中国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文化，人们已能制造磨制石器和彩陶，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而大约处于同一时期的日本绳纹文化也是新石器文化，人们能制造新石器和印有草绳花纹的绳纹式陶器。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上的原始社会的人们，生活需要基本相同，文化创造能力与思维水准也相去不远，他们都已形成原始的宗教意识，相信存在一个灵魂的世界，信仰万物有灵，存在自然崇拜。

    但进入野蛮社会以后，中国大陆文化的发展却相对较快，也更为丰富多彩。在大约5000多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就已进入野蛮社会中期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而日本的绳纹文化却由于缺少与异民族文化的交流而发展迟滞，直至公元前2、3世纪，由于受到大陆先进文化的影响，日本才出现弥生文化，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这样，日本进入野蛮社会中期就比中国迟了2000年左右。

日本绳纹时代的陶瓶

日本弥生时代的陶器

    自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末、4世纪初的这五六百年时间，在日本考古学上称为弥生文化时代，是倭人脱离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转折时期。如果说绳纹文化时代倭人社会发展缓慢，历史前进的步伐以千年为单位，那么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后，日本由于同中国汉朝和三国时期魏、吴的文化交流增加，倭人社会的发展步伐骤然加速，历史前进的步伐不再以千年而是以百年为单位。

    始于公元前2、3世纪的这一次社会生产力的突然飞跃，结束了倭人社会以渔猎为主的采集经济，发展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不少学者认为，促成这一突变的主要因素是躲避秦苛政的中国移民逃至日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大汉帝国后开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至汉武帝（公元前140年）时期，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对建于王险城的卫氏朝鲜发动战争并灭朝鲜，后在其地设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

    在四郡设置之前，中日两国人民的往来非常不便。四郡设立之后，打通了汉与东方各国间的通路，倭人和汉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不再受阻。关于这点，范晔在《后汉书·东夷传》中写道：“武帝灭之（指卫氏朝鲜），于是东夷始通上京。”这一记载表明，当时的倭人、倭人国的使节以及汉族人民，大约都通过乐浪郡实现联络、办事以及停留等等，进而有倭奴国王、面土国王等遣使汉都。及至邪马台国时，倭女王与魏王朝互派使节，交往更为频繁，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和畅通。这样，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中国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就沿着这条要道传入日本群岛。

    大陆文化的传入不仅是生产技术等单纯的文化传播，而且伴随着人种集团的移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存在移居者集团的佐证。日本学者测定了北九州和山口地方发现的弥生人骨，发现北九州、山口的弥生人具有长身、高额的特征，既不同于绳纹人，也不同于古坟人。他们认为，这种特征应该解释为是由外来因素带来的，可以认为这些弥生人是移居者或受其遗传影响的人。而长身、高额的弥生人在日本的分布与水稻种植传入地基本一致，可见移居者集团在弥生文化形成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中国文化传入的几次浪潮与弥生时代的分期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吻合的。弥生时代除早期外，一般以陶器编年和铜镜年代为依据，划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00年；中期，约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后期，约公元100年至300年。倭人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是在中期以后，与四郡设置后中国中原文化的直接传入是密不可分的。

    弥生时代是日本民族和国家奠定基础的时代，其基本特征概括起来就是：（1）铁器代替石器，由石器时代越过青铜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2）普及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由采集经济越过牧畜阶段，直接过渡到农业社会；（3）农村公社代替原始公社，由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形成地区性早期奴隶制国家；（4）脱离孤立状态，加入中国的册封体制，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的一员。日本民族的许多特点和传统，都可以从弥生时代追溯其渊源。例如，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形态；发端于农村公社首长权的天皇制统治形式；近代以前作为东亚国际社会一员的基本外交格局；以及由于公社关系长期存在而形成的集团主义和外来文化强烈影响造成的在吸收先进文化方面的宽容性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