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由于天灾、战祸的影响，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不断地向江南、东北地区移居。魏晋时期，移居东北地区的汉族人民又进入乐浪和带方二郡，成为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播者。后来乐浪、带方二郡卷入战争，定居在那里的汉人又被迫向朝鲜半岛南部迁徙，有些直接进入日本群岛，被称作“归化人”。

    据《古事纪》和《日本书纪》等日本早期史书记载，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在日本定居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和特点发生了变化，但种族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意识等却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所以他们尽管在日本定居很久，甚至在已成为道地的日本居民后，仍然认为自己是汉人。归化人的代表有秦氏、东汉直氏、西文首氏等族。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所载，大约在4世纪初，弓月君率其部民一百二十县归化日本。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他们在日本的活动主要在农业技术和与农业有关的土木工程方面。养蚕业和制丝业是该族主要从事的职业之一。日本当时虽已有养蚕及丝织业，但技术和质量低下，秦氏一族抵日本后，使日本群岛上的养蚕制丝业发展起来。大约在5世纪后半期，由于各地豪族的役使和人身占有，独立从事生产的归化汉人所剩无几，严重影响了养蚕制丝业的发展，因此雄略王下令收集秦氏遗族，赐其首领名为酒公，率其部民养蚕制丝，贡献庸、调，业绩显著。倭王大喜，特赐姓波多公。后人以秦字作为波多的当用汉字，写为秦酒公。秦氏一族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了财富，成为具有实力的地方豪族，由倭王赐姓为直，成为日本古代重要的氏姓巨族之一；其首领也成为倭王的得力官吏，形成地域集团的首领，并加入倭王高级统治集团，成为日本统治者的一员。直到今天，日本的羽田、波多、羽太、八田等姓氏，日语发音均为“ハタ”（hata），意为“机织人”，他们很自豪地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汉代、魏晋来自中国的移民，并以从事养蚕、丝织业为生。

    东汉直氏的祖先是阿知使主。据《日本书纪·应神纪》记载，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在应神时代率领十七县部民迁来日本群岛，他们具有各种手工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为倭王制造甲胄、弓、箭、矛、盾等武器和日用品，将中国和朝鲜半岛生产铁的技术带到了日本。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和倭人共同生产，又创造出日本的冶铁技术，使得日本的倭刀后来成为世界刀剑中的珍品。阿知使主一族在手工业中的业绩显著，其中一些人逐渐成为倭王政权中的中下级官吏，进而变成“官人豪族”，在日本古代社会中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终于成为拥有氏姓豪族的东汉直氏。

    西文首氏是另一个归化汉人集团。其中一些人到达日本群岛的时间，可能略早于秦氏和东汉直氏。这一族的归化人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倭王政府中从事文笔工作。他们承担政府中各种账簿记录的整理、外事往来文件的起草和翻译等工作。其中一些人也许就是邪马台国时期从事翻译工作者的后裔。倭王政府的外事工作，在当时主要是对中国的外交往来和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活动，而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要使用汉文。因此，汉文字和中国的经典书籍通过他们的手逐渐介绍到日本，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奠定了基础。

    秦氏、东汉直氏、西文首氏等归化汉人集团，以其大量的经济活动逐渐形成地方氏姓大族，进入倭王政府，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如掌管史部及藏部三藏中的内藏和大藏两个仓库。在5、6世纪，归化汉人一再充当倭王政府的使节，前往晋和南朝各代政府办理外交事务。他们的渊博知识和外交活动中的经验影响着其直接管辖者苏我氏，使其在同倭国旧势力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592年，在苏我氏的指使下，东汉直驹利用担任职务之便，潜伏宫中，刺死了反对苏我氏的崇峻帝。归化汉人参与这样激烈的矛盾斗争表明，他们中的上层已完全成为日本早期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了。

    移居日本群岛的汉族不止上述三族。由于进入日本群岛的汉族归化人尚不能满足各方面人才的需要，倭王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历朝政府请求支援所需的技术工人，或通过百济招聘中国的工匠。这些归化汉人同样对日本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使日本的雕刻、绘画、织物、刺绣等形成独特风格，为后来的飞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据日本史书记载，佛教传入日本也同归化汉人有关。《叡岳要记》记载，应神三十年（公元299年），一个自称是汉献帝之后的高万贵者乘船越海来到日本，他在志贺郡的住所草屋前取田中泥土塑成一尊高三尺的比丘像，开始宣传佛教。由于传播佛教的贡献，他被倭王赐姓名为三津百枝。《扶桑略记》中记载，在公元522年，南朝司马氏之后，一个名叫司马达止的人，来到日本群岛，居于大和的高市郡坂田村。他修筑一所草堂，供奉起倭人从未见过的佛像，每天叩拜。以上两则虽然都是传说，但却表明，在佛教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归化汉人起着媒介作用。

    归化人的另一个重要功绩是将汉字传到日本群岛，为日本文字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他们在倭王政府中从事文字工作，担任外事往来中的文件起草和翻译工作。归化人同时也代表了学问的最高水平，成书于8世纪的汉诗集《怀风藻》的作者中，四分之一以上是归化人或者他们的子孙。因此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曾指出：“奈良朝的学问是归化人的学问。”由于日语结构和汉语结构不同，在汉语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混进了日语的结构，难以用汉语表达意义的一些日语的固有名词也逐渐采用以汉字表音的做法，从而成为日本文字的萌芽。而这一过程一直是有归化人参与其中的。

    日本推古帝八年（公元600年），圣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所遣使节的名字虽没有记录，但是使团中也应同其后几次遣隋使一样有归化人的后代。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以小野妹子为正使，译员鞍作福利等组成第二次遣隋使团。鞍作福利即是归化汉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坚贵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时代，迁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带。后来，鞍作氏与苏我氏发生关系，曾被苏我氏称为鞍作臣，表明其相互关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飞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小野妹子完成访隋使命后，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初回国，隋炀帝命文林郎裴世清同时赴倭回访。当裴世清完成使命要求回国时，圣德太子又立即以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仍为译员，组成护送隋使回国使节团送裴世清归国。此次使团中还有八名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三名留学生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都是归化汉人；另外四名学问僧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均为归化汉人。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学习时间长达二三十年，广泛学习隋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行等各方面的内容。他们归国后对本国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人在推翻苏我氏专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高向玄理在推翻苏我氏后被改革派任命为国博士，即政治改革顾问。公元654年，高向玄理作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以“押使”名义亲自统率任有正副大使的代表团赴唐，后因积劳成疾，于永徽五年（654年）底逝于唐。

    归化人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据9世纪初日本天皇政府编纂的《新撰姓氏录》所载，在天皇政府中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氏中，在京城、山城、大和、摄津等地区收集起来的归化人系统的氏有三百二十四氏（其中一部分人是汉族），约占日本全部氏的30%。这30%的归化人虽然不全是汉族，但汉族所占的比例不会小。日本一位史学家中村新二郎说：“只要统计一下我们祖先的数字就明白了。可以说我们现代的每一个日本人，都继承着一千数百年前生活着的全部日本人的血液，所以，必须承认，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10%或20%古代归化人的血液。虽然流行着我们的祖先同化了归化人的说法，但并非如此，归化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为了日本人才做的，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在做工作。”正如他所说，去到日本群岛的汉族人民，就是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在自觉地建设着日本，他们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