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伴随着西方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黄金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又一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波罗的海国家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到了清代，欧美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海上贸易关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普鲁士、意大利、丹麦、俄国、墨西哥、智利等国的商船都先后驶入广州港开展对华贸易。

    （一）葡萄牙人“租借”澳门

    葡萄牙人是海上扩张的急先锋。15世纪末，这个国家只有110余万人口，经济并不发达，但拥有长达8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其中里斯本为世界良港之一。葡萄牙是第一个摆脱摩尔人（穆斯林）统治，完成民族统一的欧洲国家。在与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力量，在建造能够容纳大批水手从事长距离远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胜过其他国家。

    1415年，绰号“航海家”的亨利亲王（Henry the Narigator）率葡军攻占摩洛哥休达（Ceuta）港，揭开了葡萄牙向海外扩张的序幕。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Bortholomew 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16世纪初，葡萄牙人相继控制了波斯湾口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岛）、印度西海岸第乌（Diu）等有战略意义的贸易据点，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权。

    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海军基地和东方殖民地的首都。随后占领了当时亚洲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据点马六甲，在科伦坡（Calombo）、苏门答腊、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苏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贸易。70 葡萄牙人采取国家资本主义贸易形式，王室垄断果阿、马六甲、澳门等亚洲主要商业据点的贸易和香料贸易，其对马六甲对香料的垄断持续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岛的垄断地位持续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给各国市场运去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陶瓷等，给广州和中国市场则带来了香料等外国产品和大量白银。

达伽马首次远航印度时使用的帆船

达伽马

    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ello)获得马六甲官员的准许，从那里乘坐一艘中国帆船前往中国。他从中国搜集的信息不多，但他的冒险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并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大规模行动。1517年，一支由九艘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Andrade)的率领下来到中国广东，并设法赢得了中国地方官员的信任。船队中的六艘船获准在澳门附近的屯门下碇。

十六世纪马六甲王国的居民

    1518年，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德·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带领另一支船队来到屯门。没过多久，西芒开始预谋武力占领屯门，从而激怒了中国地方政府。政府下令，严禁中国人和葡萄牙商船接触，中国战船一旦在中国沿海发现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可将其击毁。

    1521年和1522年，明朝水师与葡萄牙舰队在屯门港、西草湾（今珠海市横琴岛、三灶岛以北、磨刀门水道南部海域）发生两场海战，结果葡萄牙人全部被清除出广东，转移到粤东南澳岛、浙江温州双屿、福建漳州浯屿、月港等地，勾结“闽浙大姓”、“海滨无赖之徒”及“倭寇”，走私劫掠。1547年，明朝委任右副都御史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厉行海禁，捣毁了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堡垒，中外海盗被歼殆尽。

    葡萄牙人到处碰壁，只好转回广东海面。他们改变策略，委托其他国家的商人作为代理，前往广州贸易；或在近海洋面或岛屿，例如游鱼洲、上川岛、浪白澳、澳门等地，与走私商人交易。

葡萄牙铜铸航海星盘，1624年

    澳门本是一个位于香山县南海中的小岛，后因珠江三角洲成陆加快，澳门岛与珠江三角洲逐渐连在一起，明中叶起成为中外贸易的集散地。1553年，在澳门附近活动的葡萄牙人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晒货物，需要上岸短暂停歇，正式获准在澳门暂住。其后，葡萄牙人不断扩充势力，逐渐垄断澳门贸易。

    澳门开埠后，拓展了与欧洲、印度、日本、菲律宾、东南亚乃至美洲的贸易，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澳门—东南亚各港的国际航线，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与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

    （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

    在欧洲向东方的扩张浪潮中，西班牙与葡萄牙走在前列。西班牙国王把航海远征作为开拓海外属地、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不断资助商人、贵族、骑士组织航海探险。1492年，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资助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寻找通往印度航路的计划，授予哥伦布海军上将军衔，并封为“新发现土地”的世袭总督。哥伦布探险队航行到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古巴和海地，误以为到达了印度，便称当地土著居民为“印第安人”（Indian）。1493、1498、1502年哥伦布又进行了3次航海探险，发现了美洲的大片陆地。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了殖民统治。

十八世纪西班牙银币，出土于广东湛江。

    1518年， 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又资助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dinand Magelian）的环球航行计划，开辟从欧洲西行绕过美洲、再横渡太平洋到达东方香料之国——摩鹿加群岛的远洋航线。第二年，麦哲伦船队到达美洲。1520年11月28日，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随后在马坦（Matan）岛与土著居民争斗中中枪身亡，其余海员继续寻找香料群岛，其中“维多利亚”号到达了蒂多雷岛（Tidore Island），满载香料于1522年9月6日回到西班牙。麦哲伦船队成功完成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不仅证实了“地圆说”，也极大地刺激了西班牙向东方扩张的野心。当“维多利亚”号船回到塞维利亚时，西班牙国王“对在东方建立一个立足点表示出兴趣”，71 这个立足点就是菲律宾。

    西班牙的海外扩张很快就与葡萄牙发生冲突。1494年6月7日，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调解下，西、葡两国签订了瓜分世界的《托德西拉斯条约》，规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1里格＝5.556公里)的经线为界（约西经41度），从北极到南极划一分界线，即“教皇子午线”。分界线以东新“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以西归西班牙。麦哲伦船队航行到摩鹿加群岛后，两国对该群岛的归属又起争议。1529年4月22日，两国再签《萨拉哥萨条约》，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处，再划一分界线，以东属西班牙，以西归葡萄牙。按照条约，西班牙几乎独占美洲，葡萄牙则把亚、非地区划入殖民范围。然而，对于狂热争霸殖民地的西、葡两国而言，上述条约并没有多少约束力。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多次派远征队进入葡萄牙在东方的“领地”。1565年2月，一支由黎牙实比（Mignel Lopez de Legaspi）统领的西班牙远征队在菲律宾群岛的萨马岛登陆，随后占领了宿务岛和班乃岛。1569年1月，黎牙实比被正式任命为菲律宾总督。1571年5月，黎牙实比占领马尼拉，并把它定为西属菲律宾群岛的首都。

    1575年6月，奥古斯丁派神父马丁·德·拉达被派出使中国，到福建后，福建当局待之以礼，但没有答应其传教要求。10月底，他们被送回马尼拉。1578年，圣方济各会神父彼得·德·奥法罗（Fryer Peterde Alfaro）率领14位教士从西班牙来到马尼拉，请求前往中国传教。6月12日，他们到达广州，向官方提出请求，希望能允许他们在广州传播福音、学习汉语。广州当局把他们送到梧州，由两广总督处置。两广总督刘尧诲拒绝了他们的传教请求，又把他们送回广州。最后，部分传教士获准前往澳门，其余则取道泉州返回菲律宾。

    1598年，西属菲律宾当局派唐·胡安·沙穆迪奥（DonJuanCamndio）前往广东，要求直接通商，广州官方允许他们在广东惠阳的平海居留。由于西班牙人“越境违例”，加上澳门葡萄牙人故意从中挑拨，广东当局最终将这批西班牙人驱逐出境。

    西班牙始终无法在中国获取一个固定的贸易据点，转而采取措施，吸引中国商人到马尼拉贸易。17世纪，西、葡两国为了共同利益，合作对付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威胁，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来往于澳门与马尼拉的商船也不断增多。崇祯年间（1628－1644），澳门每年都有2－4艘商船开往马尼拉，从不间断。

    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门购买并输往马尼拉的货物总值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过广东、澳门每年向菲律宾输出生丝和绸缎价值150万比索。这些丝绸大部分又转输美洲和欧洲。此外，西班牙人也向欧美输出中国黄金，广州的黄金运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可获利75%－80%。72

    （三）荷兰人在远东的经营

    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尼德兰（Netherlands）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北部一带。16世纪中叶，这个“低地”国家拥有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工商业发达。荷兰人擅长航海冒险，有“海上马车夫”之称。7316世纪60年代，尼德兰开展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为避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拦截，曾派探险队取道北冰洋，寻找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路，但未能成功。他们继而沿着非洲旧航路，绕过好望角，利用南半球的西风，快捷地穿越印度洋，从巽他海峡通往印度尼西亚。74

    1601年，荷兰人范·内克（Van Neck）的船队出现在广东，受到广东税使李凤和两广总督戴耀的接待，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月。地方官员最终以荷兰人没有朝贡表文为由，没有答应他们的贸易要求，荷兰人只得离开广州。75

荷兰使团朝见顺治皇帝。

十七世纪巴达维亚的华人小贩

    1602年3月，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全权经营东印度军政事务，其目标主要有两个：其一，为荷兰人在东方争取最大的贸易自由；其二，给西、葡等商业敌国以最大的妨害。1619年，荷兰人在雅加达建立巴达维亚城，作为荷属东印度的首都。这个城市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印度到中国、日本贸易航道的中点，就像好望角位于欧洲与东印度各地之间的位置一样，几乎所有航行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船只都会在巴达维亚停泊。这个港口还是东印度各国的贸易中心和主要市场，不仅有欧洲人的生意，还有东南亚土著经营的贸易。在巴达维亚，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国、日本、越南、马六甲以及印度支那的船只。在17世纪的最初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巴达维亚为中心，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大部分香料贸易，保证印度纺织品市场的牢固份额，把他们的影响范围扩展到亚洲所有的海上贸易区域。

    1622年6月，荷兰人对澳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但遭到惨败，随即转向福建，占据澎湖，并在那里修筑城池，作为防守和贸易的据点。不久，荷兰人被明朝福建巡抚南居益的水师击败。1624年，荷兰人侵入台湾岛，在今台南安平建立热兰遮城（Zeelandia），作为荷兰人在台湾的总督驻地和军事防御中心。该城分为内城和外城，1632年内城竣工，至1641年，外城也全部完工。1642年，荷兰人赶走盘踞在淡水(Tamsui)和基隆(Keelung)的西班牙人，在台湾全岛建立起殖民统治。

    荷兰人经略台湾颇见成效，不仅转移了中国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澳门的葡萄牙人的贸易，而且在与亚洲商人竞争暹罗、日本贸易中保持优势。到1650年前后，台湾已经成为一块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殖民地。该年东印度公司从台湾获得的收入达到150万荷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众多商馆中，台湾商馆上交的利润位居第二。

    就在荷兰人对亚洲贸易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一个令荷兰人生畏的强大竞争对手——隶属于中国明朝政权的郑芝龙集团在福建海域出现了，郑氏集团多次击退荷兰人对福建沿海的侵扰。1633年10月，郑芝龙水师在金门岛南面的料罗湾大败荷兰舰队，结束了荷兰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幻想。

    清朝建立后，东南沿海长期海禁，福建沿海成为清朝与台湾明郑政权较量的主战场，荷兰人主要在广东沿海开展走私贸易。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先后派遣施合德尔（Frederick Schedel）等人出使广州，试探那里是否有生意可做，从而展开荷兰人与清朝广东地方官员的首次接触。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派遣德·豪伊尔(Pieter de Goyer)、凯瑟尔(Jacob Keyzer) 使团进京“朝贡”，获得“八年一贡”的“成果”。76

    1662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控制了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的制海权，北通日本，南贩暹罗、交趾等地区，把台湾作为明朝残余势力反抗清朝政权的基地。168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商船直航中国的代价太高，回报太低且不稳定，决定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从此以后，每年都有数十艘中国帆船运载瓷器、丝绸以及茶叶到达巴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大陆建立有利可图的商馆的努力失败后，其购买的中国商品大多来自一年一度前来巴达维亚的中国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帆船，也有少数来自同澳门的葡萄牙商船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

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向郑成功投降。

    直到1727年，荷兰人才获准在广州设立商馆。东印度公司调整对中国的贸易策略，采取“双轨制”的政策：一方面支持公司商船前往广州贸易，另一方面仍然鼓励中国帆船前来巴城，转贩受欧洲欢迎的中国瓷器、丝绸和茶叶。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借庆贺乾隆帝登基60周年之机，派遣铁俊甫(Isaac Titsingh)、文谱兰(A. E.Van Braam)为使节来华，谋求扩大贸易，但没有得到清朝的同意。

    （四）“后来居上”的英国人

    16世纪下半叶，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下，对内努力建设强大的中央集权，发展工商业，鼓励对外贸易与航海探险；对外则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放弃了对欧洲大陆领地的觊觎，与法国修好，摆脱西班牙的控制，成为制衡欧洲势力的重要势力。在对外经贸关系上，英国积极发展与欧洲贸易，同时把建立与印度、南洋和中国的直接商业联系作为重要目标。

    1573年，威廉·布尔发表了《论海上霸权》一书，指出从英国到中国有五条可能的途径：一、取道好望角，这是葡萄牙人专有的航道；二、取道麦哲伦海峡，这是西班牙人专有的通道；三、通过北美的西北航道；四、通过俄罗斯的东北航道；五、通过北极的北极航路。77 1576年，英国航海家马丁·费罗比金宣布发现了通往中国的“西北航线”，令伦敦商人兴奋异常，但实际上马丁·弗罗比金仅到达今天加拿大北部的巴芬岛，并没有穿越美洲北端进入亚洲。

    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商人约翰·纽伯雷随同东方探险队，带去了给莫卧儿皇帝和中国皇帝的信，但他们在印度被葡萄牙人逮捕，信件没能送到中国。

    1591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兰开斯特率领3艘武装商船绕过好望角，进入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白古，俘获了几艘葡萄牙商船，满载胡椒回到英国，令伦敦商人惊喜不已。1596年英国商人理查德·阿伦（Richard Allen）、托马斯·布罗菲尔德（Thomas Bremfield）准备由海路前往中国，伊利莎白女王又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为使臣一同前往，再次让他带去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表达对华贸易的热忱，但这封国书同样没能送到中国。

500吨排水量的多桅帆船模型，1616年。

    1600年12月3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获得15年内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所有亚、非、美三洲贸易的专营权，这标志着英国向东方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7世纪初，英国人在印度洋、太平洋建立起多个商站，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上收获不大。于是，英国查理一世（Charles I）于1635年12月把从果阿、马拉巴尔（Mallabar）、中国和印度贸易全权授予葛廷联合会（Courteen Association）。同年，威得尔（John Weddell）受命前往亚洲。1637年6月27日，船队来到距离澳门约3里的横琴岛，并试图强闯虎门，遭到广东水军的阻击。在澳门葡萄牙人的斡旋下，英国人在广州和澳门完成贸易，离开中国。

    17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两次到澳门贸易，但受到澳葡当局和广东清朝官方的阻拦，转而与盘踞台湾的明郑势力发展关系，并在台湾设立商馆。清军平台后，这个商馆被关闭。清朝开放海禁后，英国人积极在粤、闽、浙沿海活动。1715年在广州正式设立商馆，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成为执行中英贸易与外交的专门机构。

    18世纪，英国对华贸易日益扩大，逐渐成为清朝最大的贸易国。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欧洲的华茶市场。乾隆、道光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在广州采购的生丝价值达到20万－50万两白银。1834年，英国政府撤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专营权，丝的进口大增，至1837年以前，每年达到1万担。

广东海关外洋船牌，

1788年发给西洋商船载货前往英国的通行证

    英国对华贸易在欧洲各国中保持优势地位，但对华外交没有多大进展。1787年，英国政府任命国会议员喀塞卡特（Charles Cathcart）为大使出使中国，希望扩大对华贸易，但喀塞卡特在途中病死，使团半途而废。1792年，英国政府又派遣曾任外交官和殖民地行政长官的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前往中国，祝贺乾隆皇帝83岁寿辰。使团精心准备了价值15610英镑的礼物，以引起清朝的重视。1793年8月，使团到达天津大沽，9月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马嘎尔尼在北京向清朝提出要求减轻广州贸易的限制和税收，扩大英国在华商务，均遭拒绝。使团无功而返。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再次来华，也没有实现扩大通商的使命。

    清朝始终拒绝就扩大通商问题进行谈判，于是在英国国内形成一种舆论，认为对中国只有三种选择：要么诉诸武力，强迫中方按照“合理的条件”整顿贸易；要么绝对服从中方制订的一切规章；要么放弃贸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第一选择”敲开清朝关闭的大门。

    （六）美国“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

    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发展对外贸易成为新生合众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不少决策人物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对华贸易上。1784年2月22日，正值华盛顿总统52岁诞辰，纽约丹尼斯·帕克公司（Daniel Parker& Co.）、费城商人罗伯特·莫里斯集资装备了一艘木帆船，命名为“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航进行第一次中美间直接通航。商船载重量为360吨，长104.2英尺，宽28.4英尺，吃水深16英尺。

    “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商船进入大西洋，绕过好望角，7月17日到达爪哇岛，遇到法国船“海神”号（Triton），结伴而行；8月23日，抵达澳门，获得清朝官方发放的通行证；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这次历史性航行历时6个月6天。这批新来的西方商人在广州逗留了3个月，不仅顺利卖出他们带来的人参以及其他货物，而且购买了一船质量让人满意的茶叶以及其他中国货物。12月28日，“中国皇后”号商船启程回国，1785年5月抵达美国。

明清时期海上交通示意图葡萄牙人在十五、十六世纪的航海路线

葡萄牙人在十五、十六世纪的航海路线

欧洲商船抵达日本港口（1570－1656）。

来自澳门的商船抵达日本长崎（1593－1600）。

1635年的澳门

西洋自鸣钟，采用了中西合璧的艺术手法制成。

西洋自鸣钟，采用了中西合璧的艺术手法制成。

上有西洋人物和街景的中国屏风

葡萄牙人所描绘的中国人形像

十六世纪末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

乾隆广彩山水人物碟（1736－1796），内底所绘的山水楼房为西洋景色。

广彩人物碟。这是为法国商人所订造的，

碟上法文图案的意思是“忠诚和坚贞”。

十六世纪的日本文具盒，上有葡萄牙人形象

从主教山俯瞰澳门全景，约1870年。

从主教山俯瞰澳门全景，约1870年

广州商馆区早期风貌，1786年。

从集义行（荷兰馆）顶楼眺望广州全景，约1810年。

荷兰爪哇轮船公司的海报

澳门圣保禄教堂遗迹，约1845年

澳门海船岩画，刻于妈阁庙前的岩石上，反映了清代福建海船的特色，

传说这就是在明万历年间将天后娘娘载入澳门的渔舟。

从荷兰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打捞上来的部分瓷器。

乾隆珐琅锦地人物瓶（1736-1796）。

采用西洋画法，绘西洋仕女、山水松树风景等，

为典型的广州珐琅外销产品。

    “中国皇后”号的历史性远航为美国人带回纯利润30727美元，利润率达到25%，在费城引起轰动，美国总统华盛顿也购买了302件中国瓷器。美国报纸说，这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丰厚利润的吸引下，该年年底，又有一艘“实验”号商船离开纽约驶向广州。当时美国商界对中美贸易热情投入，寄予厚望，以致于史学家休斯（A. D.Hewes）不无夸张地说：“在美国每一条小河上的每一个小村庄，连只可乘5人的帆船都在准备出发到中国装运茶叶。” 78

    1786年，美国政府派波士顿人山茂召（Samuel Shaw）为驻广州第一任领事，主持商务工作，这也是美国在远东的第一位领事。其后，中美贸易发展迅速。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商人在广州建立起6间商馆。到19世纪末，美国对华贸易额在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

    （七）瑞典“哥德堡”号商船的三次东方之旅

    北欧国家瑞典，清代称“瑞国”，广东人称为蓝旗国。1731年6月，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第二年3月7日，该公司派往广州的第一艘商船“菲特烈国王”号（Friedericus Rex Suecia）从哥德堡启航，船上的大班是苏格兰人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国王任命他为派往中华帝国的全权代表。坎贝尔曾经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到过印度，熟悉亚洲航线，具有在广州贸易的经验。“菲特烈国王”号驶经西班牙加的斯港（Cadiz），6月3日绕过好望角，9月6日进入广东伶仃洋海面，两天后到达广州。坎贝尔代表瑞典东印度公司设立商馆，采购了大批茶叶、丝织品、棉织品以及其他杂货，1733年1月6日从广州返航，9月7日回到哥德堡。

    1739年1月，瑞典东印度公司派出全公司第二大商船“哥德堡”号（G?teborg）商船前往广州，1740年6月返回。1741年2月至1742年6月是该船的第二次广州之行。1743年3月14日，“哥德堡”号商船开始第三次远航，1744年9月8日驶进广州黄埔港。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号商船载着700吨左右的中国商货启航回国，其中有370吨茶叶、50万－70万件瓷器，以及大量丝绸、藤器等，估计价值200万－250万西班牙银元。9月12日，该船到达离哥德堡港口仅1公里的海面时，不幸撞上暗礁，船只很快沉没。“哥德堡”号商船沉没后，人们打捞到不少茶叶、丝绸和瓷器，但是还有2/3货物沉到海底。

    此后到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组织了132次亚洲航行，其中只有3次航行的终点是到印度，其余都到广州。因此有人认为，这家公司改名为“瑞典对华公司”可能更为恰当。20世纪80年代，水下考古人员在沉没地点发现了沉船残骸及大批瓷器，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哥德堡”号商船的记忆。792001年，为纪念中瑞友好交往历史，中国广州市和瑞典西约特兰省共商“哥德堡Ⅲ”号仿古商船复航广州的计划，由瑞典东印度公司基金会具体经办。仿古船全长40米，甲板宽11米，4层船舱的总高度也是11米。吃水深度5.25米，排水量1150吨。全船用橡木制作，有的是100年以上树龄的大树，其中36米高的主桅要两人合抱，帆的面积达到了1900平方米。据介绍，这艘船安装了现代的动力设备，但主要是依靠风力。该商船于2005年10月2日在瑞典最大的港口哥德堡市启航，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向东方，计划于2006年7月18日抵达广州，然后前往上海，回程沿香港—新加坡—毛里求斯—开普敦—伦敦的航线，最后经过原船沉没的地方返抵哥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