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中国东南沿海走私大盛，当地渔船商客参与牟利，与倭寇、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相交织，强烈地冲击了明朝的海禁和朝贡贸易体系。朝贡贸易日趋衰落，贸易制度崩溃，并直接影响国库收入，于是被迫逐渐放松商舶贸易限制，开征市舶税。

    明王朝在弘治年间（1488－1505）开始对洪武（1368－1398）、永乐年间（1403－1424）的贡物抽分、定价制度作较大的调整，制定详细则例，形成“弘治新例”。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广东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官府随即对原有贸易体制进行调整，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时称“广中事例”。

    “广中事例”的核心内容是对贡舶私货和商舶征税。1509年，对外国商船抽税30％，1517年降为20％，抽分制从此公开确立。不过，并不是所有货物都按20%税率征税。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的《东方志》提到，胡椒的关税为20%，苏木、新加坡木的关税都是50%，其他货物为10%。80

    澳门开埠后，广东当局默许葡萄牙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并按船只吨位征收“船税”，又称“船钞”、“吨位税”（tonnage tax），改征实物税为货币税，征收白银，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税收方式，税率一直沿用到清代。

    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澳票”制度——广东官府给去澳门的中国商人发放特许证，即“澳票”。领有澳票，就有了赴澳门贸易的资格。通过“澳票”制度，广州与澳门建立了新型的贸易伙伴关系，官府无须允许外国人来访广州，也无须让中国人离开本国，便可坐享对外贸易的利益。广东贸易形成广州—澳门“二元中心”结构。

    法国人裴化行（H. Bernard）曾记载：1555年，中葡间贸易的商业利润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地的13家商号垄断着。81 西班牙传教士则记载说，当时的13家商行（馆），广东人开的有5家，泉州人5家，徽州人3家，可见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已有集中于广州为出入口中心之势。

    1578年以后，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春季在1月份开始，夏季在6月份开始，每次交易为2－4个月。贸易带有明显的国际性、季节性，规模大，周期长，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比较复杂，贸易地域更远及欧美。

    “广中事例”的确立，不仅为广东建立了一套与贸易转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而且为国内海外贸易管理提供了制度参考。广州成为明中后期“中国第一大港”，澳门则是惟一允许外国人居留贸易的港口，大批中外商人前来互市。

    广东在对外贸易中获利丰厚。官府抽分所得的椒木、铜鼓、戒指、宝石等外来货物“溢于库市”，平民“承令博买，多致富”，也能沾点利益。82 嘉靖年间（1522－1566），澳门税收每年都有约三四万两输入官库。83 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曾把海外贸易的好处归结为四点：供御用，充军饷，增加官库收入，资民买卖。

    明代浙江、福建由于倭寇、海盗频繁发作，海防紧张，长期禁止沿海民众下海贸易。直到1567年，明穆宗（1567－1572年在位）用高拱(1512－1578)、张居正(1525－1582)之策，在内政外交上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解除“贩夷之律”，准许漳州、泉州商民由月港出洋贸易。

    “月港税饷”包括以下四项：

    引税：船引是官府发放给海商出海贸易的许可证，始于1536年的“船符制”；

    水饷：“以船广狭为准，其饷出于船商”，实际就是广州贸易丈量所征之船税；

    陆饷：征收“以货多寡，计值征输，其饷出于铺商”；

    加增饷：漳州对马尼拉贸易，除了输入白银外，并没有太多其他商货，所以月港对经营马尼拉生意的商船加征特别税，名“加增饷”。

    明后期福建月港崛起，成为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出海贸易的重要商港，为福建地方军饷以及财政开辟了大笔可靠来源。1575年开征引税时，岁额6000两。1576－1583年，税收累增至2万余两。1594年，税饷达2.9万余两。84 月港的兴起也为漳泉商民提供了一条合法的出海贸易渠道。明后期，福建商民正是利用这一政策大规模出海经商，移居南洋、日本各国，不仅在华人势力中一枝独秀，也是南海贸易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