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叶，中南半岛上的安南政局动荡，进入分裂割据的“南北朝”（1527－1592）和郑阮对峙（1533－1788）时期。南方的阮府虽然名义上仍奉黎朝为正朔，但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不过阮府拥有的疆域、人口、资源都逊于北方郑氏。

    为与北方争雄，阮府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行“南向”政策，不断向南方的占城扩张，至1693年，阮府完全吞并占城，并继续向柬埔寨渗透；另一方面，阮府主动开放国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允许外国商船到顺化、会安（Hoi An）、新州（归仁）、提夷（今义平省东南富美县东濒海一带）贸易。于是中国、日本、暹罗、马来以及后来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国的商人接踵而至。

    17世纪20年代，在会安的大部分外国人是中国商人，另外一部分是日本商人。他们分开居住，有各自的管理者。中国人的生活根据中国的法律，日本人则遵循日本的法律。日本名古屋情妙寺（JomyoTemple）至今仍藏有茶屋船“交趾国航海图”，记录1602年会安广南营图，内设中国町和日本町。

    葡萄牙人最晚在1530年已经来到会安，不过这里的贸易远不如马六甲、澳门等地红火。他们没有像后来的荷兰人、英国人那样在会安设立驻外代理公司，而是靠租用越南人、中国人建立的馆舍，或在船上完成交易。他们租用的馆舍面积比一般房屋大，前面用来做买卖，后面用做仓库或睡房。

    1614年，日本村上天皇下谕旨斥逐欧洲传教士，前来远东的传教士多滞留于澳门。根据一些从广南回澳的葡萄牙商人的介绍与倡议，有传教士于次年2月抵达广南（今越南中部广南省）设立教堂，不久移居会安。

    大约在1636年，荷兰人在会安设立代理公司。1651年，荷兰人又与阮朝签定了和平协定，其中第三条规定：“驻会安大使可以在此城选择一块合适的地方建房，作为代理商店。”不过，荷兰对阮朝贸易并没有很大改观。

    法国人在东方的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比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迟到一步。1609年，法国有人提出仿照荷兰和英国，以组织公司来发展东方贸易，但没有结果。1660年，法国商船才来到广州，1728年在广州建立商馆。整个18世纪，法国对华贸易规模都不大。

    法国人在商业上不是荷兰人、英国人甚至葡萄牙人的对手，乃以传教为手段，向远东渗透势力。17世纪20年代，法国传教士开始到安南活动，有一位叫罗德斯（Alexangre de Rhodes）的传教士曾经在广南传教，但不为阮主接纳。1649年，他回到欧洲，奔走于教皇与权贵之间，宣扬在安南设立教会组织之必要，遭到葡萄牙的强烈反对。1657年，法国传教士帕鲁（Fran is Pallu）等到罗马谒见教皇，请求向北圻、广南派遣“未奉化地”主教，直接代表教皇，而不受果阿大主教和澳门、马剌加二主教节制，得到教皇允可。1658年，帕鲁与另一位法国传教士被任命为主教，同时成立“异域传教会”。

    法国人向东方扩张是通商传教，双管齐下。18世纪初，法国东印度公司多次派人到安南、广南活动，策划在会安设立商社侨行，打开东方贸易局面。经过帕鲁等人的艰苦努力，到18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传教士获准在广南居住，建立教堂，法国传教会在安南与广南的势力始趋稳固。

    随着西方商人的东来和东西方海洋贸易局势的改变，东亚海洋贸易逐渐形成以长崎、大员、澳门、广州、宪（今越南海兴省兴安）、广南、暹罗、巴达维亚、马尼拉等为枢纽的贸易网络，并与世界海洋贸易体系相联结。优越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许多外国商人前往会安，会安迅速崛起成为中南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和东亚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

    每年9－12月，会安洋面刮的是西北季风；1－3月则是东北季风；4－6月是潮湿的东南季风。贸易季节主要是在东北季风和东南季风两个季节，来自日本、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商人每年新年期间（东北季风季节）运来白银、瓷器、纸张、茶、银条、武器、硝石、硫黄、铅等货物，当地居民运来丝、乌木、沉香、糖、麝香、肉桂、大米等土产，开始为期6个月的交易季节。

    据黎贵惇《抚边杂录》记载，会安市场聚集了大量来自清化、奠盘、归仁、广义、平康、芽庄等地的越南本地产品，这些商品通过水陆两路运到会安，再由这里转销海外。

    会安的国际性铸币流通和贵金属交易非常引人注目。中国唐朝铜钱“开元通宝”、宋朝铜钱和清康熙钱，颇受人们欢迎，与安南的“太平”（Thai Binh）铜钱、“天明（Thien Minh）通宝”一起流通。

    16世纪以后，美洲矿山中采掘的黄金与白银越来越多被西方商人带到世界各地，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的纯银货币和法国比索也在会安流通。

    在会安经商的商人来自东西方各国，他们的经营方式也不太一样。荷兰人获准在会安开设贸易代理公司，开展对越南的贸易；葡萄牙人则采取利用中间商形式，雇佣熟悉市场行情，又与中国、日本市场有联系的中国人或日本人来经营当地生意；中国人、日本人几乎左右了会安贸易，他们开办有规模不等的商行，为了方便经营，他们也经常雇佣本地越南人作为贸易的中间人。

    阮府专门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据《大南实录》记载，阮朝对国外商舶按船籍征课数额不等的商税，分“到税”（即进口税）与“回税”（出口税），“到税”比“回税”高10%左右。税额最重是西洋船。阮朝初年，外贸税收每年少则1万余缗，多则3万余缗，其中60%入国库，40%作为薪饷发给官吏、军人。

    会安从开埠到繁荣，大概经历了近200年。到18世纪末，由于河流淤塞，一些西洋大船进出港区遇到困难，逐渐转移到其他港口，会安对外贸易逐渐滑坡。加上1778－1802年间的战乱使顺化、广南地区破坏严重，会安贸易受到影响。大部分西洋商船停泊到会安北面的岘港茶山澳，直接导致会安外贸中心地位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