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降，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海洋贸易的发展，东西方的距离不断拉近，文化联系与交往空前紧密和频繁。欧洲人可以直接触摸到“神秘”的东方，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世界的载体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当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卖力地推销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的时候，中华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上采取防范、限制乃至反对的态度，“华夷之辨”的观念严重阻碍了当时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观察和正确认识，“天朝尽善尽美”的幻觉束缚了人们对外部知识的积极探索与学习。
明至清前期，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客观上也把西方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造就了不少技术人才，对明清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是一位人文学者，同时精通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工程等知识。到中国后，不断向中国官吏、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是天文、地理。在肇庆，应岭西按察副使王泮之请，他重新摹绘西文世界地图，以汉文附注，这就是著名的《山海舆地图》。
1584年，王泮刊印了这幅地图，流传甚广。1601年利玛窦入京后，特别绘制一幅《坤舆万国全图》，把地球分为“五洲”、“五带”，五洲就是亚细亚洲（亚洲）、欧罗巴州（欧洲）、利米加洲（非洲）、亚墨利加州（美洲）和墨瓦腊泥加洲（南极洲）；五带即北寒带、北温带、热带、南温带和南寒带。为迎合中国人的观念和习惯，利玛窦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令万历皇帝颇为满意。
利玛窦向人们介绍地球是圆的，以及南北极、赤道、经纬度等知识，一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这令中国人惊叹不已，大开眼界。
利玛窦之后，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奉万历皇帝之命翻译欧洲地图，可惜没能完成。1623年，艾儒略（Giul iosAleni，1582－1649)完成《职方外纪》，详尽叙述五洲各国风土地理，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世界地理著作。清初利类思（Luigi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 1610－1677）、南怀仁等撰写《西方要纪》，专门介绍西洋国土、风物、海程等，可以补充利玛窦、艾儒略著述的不足之处。
十六世纪末的日本火药容器，上有欧洲人形象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07－1661）在实地测量基础上，综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1654年在奥格斯堡出版《新世界图》、《中华帝国图》，次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中国新地图册》，内容详尽准确，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中国地理学之父”。
1707年，康熙皇帝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1663－1738）、杜德美（PierreJartoux，1668－1720）与中国学者何国栋、明安图等组成测绘队，用10年时间走遍中国各省，使用经纬度等方法，绘成《康熙皇舆全图》，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传教士在中国绘制的地球仪，1623年
1601年， 利玛窦在北京向万历皇帝推荐欧洲历法。在李之藻等人的帮助下，完成多种西方历算地理著作，如《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乾坤体义》等。利玛窦之后，来华耶稣会士不少都精通天文历法， 如庞迪我、熊三拔（Sabba thin de Ursis，1575－1620）、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1559－1654）、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汤若望等，他们为中国官方服务，翻译西法，参与修订历法，制作天文仪器，为明清之际废除《大统历》、改行《时宪历》的历法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明清时期传教士还把西方物理、农学、生物、医学、建筑、音乐、绘画、语言、哲学等学说介绍到中国，在钟表、枪炮、园艺等方面还有实际操作，留下不少传世之作。
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后，中葡间经常性的语言接触与交流在广州、澳门等口岸展开，产生了历史语言学家所说的“广东葡语”（Canto Portagus），并在行商、通事、买办等对外活动中得到普遍使用。这种商用语言多来源于葡语，兼及广州方言及其他广东方言，文法则以汉语为主，以方便实用、明了简单为特色，谈不上典雅完美。
第一部中国—西方语言词典——《葡中词典》残页，1584—1588。
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
18世纪以后英语作为强势语言流行于广州口岸，取代了葡语在中西贸易中通用商业语言的地位，逐渐形成一种英中（粤）混合的“广东英语”（Canton English）。“广东英语”的语词结构比“广东葡语”稍微复杂，包括葡语、英语、法语、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和广东话。
鸦片战争后上海英法租界之间的洋泾浜出现了沪版“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这种商业英语名声很大，甚至盖过“粤版”的Canton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