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后，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来华欧洲人士，大量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古典经籍，不仅开创西方汉学先河，而且对欧洲近代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耶稣会士定期向教会汇报中国情况的书信，是当时介绍中国思想文化最主要的材料。

    不少传教士把中国经典古籍翻译介绍到西方，解说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欧美的汉学研究。例如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 1599－1666）译的《中庸》、《大学》、《论语》，柏应理（PhilippeCouplet, 1624－1692）作《西文四书直解》，卫方济（P. FranciscusNoel, 1651－1729）译《四书》、《孝经》、《幼学》，白晋著《易经大意》，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译《书经》等。18世纪，欧洲出现耶稣会士编辑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回忆录》，多达15卷，洋洋大观。除传教士外，欧洲各国对华贸易公司、商馆、领事馆以及航海家、探险家、商人的报告、游记，也是当时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霍尔巴赫（Holbach, 1723－1789），启蒙运动领袖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75)、伏尔泰(Vol Taire, 1694－1778)，都很赞赏传统的中国文化，注意吸收中国文化精华。尤其是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志，无论哲学、道德、政治或科学，都认为尽善尽美。在他眼里，孔子比基督还伟大，他幻想建立一种“理性宗教”，楷模就是中国儒教。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本”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法国魁奈(F. Quesnay,1694－1774)、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的“重农学派”理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对中国《易经》及六十四卦图特别感兴趣，他的自然法、单子论明显可以看到《易经》的影响。俄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尔斯泰(1828－1910)晚年系统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对老子特别推崇，称颂老子是他“最喜爱的一位哲学家”。

    18世纪60年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认识了法国魁奈，了解到中国的重农思想与政策，并引入他的经济学研究，成为构筑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重要思想源泉。因而有人说，没有斯密与重农学派的接触，就没有他的《国富论》。

    此外，西方各国在华领事馆人员定期向各自国家的政府机构提供有关中国政府和国内的情况，并作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报告被称为“领事馆汉学”。

    除了思想文化上的交流，17、18世纪，大量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往欧洲，丰富了西方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国人的生活用品，例如扇子、轿子、墙纸、服装等的西传，也给欧洲人带去诗情画意般的清新感受，在欧洲上流社会掀起一股崇尚中国艺术的时尚。

    18世纪70－80年代达到鼎盛的“中国时尚”既是一种消费时尚，同时也是一种艺术风格，是对18世纪以前一直统治欧洲的巴洛克(Barogue)艺术的反叛和否定，而不是对中国艺术手法的简单模仿。艺术史家把这种艺术风格称为“洛可可”(Rococo)风格，源于法文rocaille，具有纤细、轻盈、华丽、繁琐多变等特征。这种风格的具体表现在于：园林建筑崇尚自然，家居喜用中国花鸟画作为装饰，房间配以各种花饰的中国壁画，家具和器物上绘有中国人物与花鸟图案，还有中国式版画等等。洛可可艺术风格和古代中国文化的契合，“其秘密即在于这种纤细入微的情调”。 109 中国瓷器的淡雅，丝绸的飘逸，赏心悦目，带给人们温文尔雅的美感，也给18世纪的欧洲带来启发艺术新风格的灵感。

    洛可可艺术在欧洲大约流行了一个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欧洲艺术的主流，洛可可艺术则缓慢衰退。

    （一）瓷器的走俏与仿制

    17、18世纪，瓷器受到欧洲人热烈的追捧，收藏、鉴赏中国瓷器成为一种高尚的时髦，不少富贵人家花费大量金钱去收罗瓷器，作为展示高贵与风雅的摆设，一些国家的王宫还专门设置了收藏中国瓷器的“中国室”。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以凡尔赛宫镜厅专门收藏瓷器，并特地建立瓷宫。波兰王约翰三世（JohannⅢ Sobieski, 1624－1696）也有专门陈设瓷器的中国厅。德国博兰登堡大选帝侯的夫人和儿子腓特烈（1701年为普鲁士国王）在各自宫殿中分别设有瓷器厅。英国女王玛丽二世（Mary II,1662－1694）在荷兰居住时购买了大量瓷器，用以装饰其乡间别墅。后来这一风尚被带到英国，享有盛名的荷兰籍法国建筑师丹尼尔·马罗特（Daniel Marot）为汉普顿宫设计了著名的“瓷器室”。 110

    除了供排场、收藏之外，瓷器还运用到建筑装潢上，不少家庭喜欢把瓷器镶嵌在墙壁、家具上甚至整个建筑的外表，构成独特的“镶嵌风格”。16世纪下半叶，欧洲有些地方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开始是在威尼斯，后来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制造的“美提契”（Medici）瓷器模仿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器，但胎质、釉质与中国瓷器相去甚远。17世纪初，荷兰、德国、法国都出现大规模仿制中国瓷器的工厂，产品的色彩与造型可以和中国瓷器媲美。大约在1675年，荷兰窑师又吸收了日本伊万里和书绘纹风格，烧制出蓝白两色的瓷器，经过二次低温处理，最终烧制出一层红色和金色的彩釉，这种瓷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中国瓷器。荷兰德尔福特（Delft）陶瓷厂在成功复制中国瓷器的基础上，很快也烧制出自己设计的瓷器。17世纪20年代，德尔福特彩陶业达到鼎盛。111

    1707年，德国炼金术士波特格尔（Johann Fried rich Bottger）在德累斯顿的实验室成功制作出一种类似中国宜兴紫砂陶的陶器，称为“碧玉瓷”，投产后颇为畅销。1708年，波特格尔终于烧制出白色透明的硬质瓷器，在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大帝的支持下，皇室于1710年1月在德累斯顿建立瓷厂，同年6月迁到附近的迈森，当年生产的第一批白瓷器在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上展出，声名鹊起，从此瓷器业成为萨克森最重要的产业。

    法国色佛尔以生产软质瓷而著称，产品技术与外观、纹饰都仿自中国。1712年9月和1722年1月，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Père d’Entrecolles,1664－1741）从中国瓷都景德镇寄回两封书信到法国，介绍制瓷原料与制作流程以及高岭土知识。1771年，利摩日（Limoges）附近发现了高岭土矿，法国人开始制造硬质瓷，利摩日随即成为法国著名瓷城。112

    （二）丝绸的魅力

    18世纪欧洲人对生丝与丝绸的需求远胜前代，各种丝织成品，例如服装、地毯、挂毯、窗帘、窗罩等，也与丝织原料以及刺绣、染色技术一起输入欧洲。浓郁东方风格的中国丝织品进入欧洲市场后，大多出现在富家豪门乃至皇家宫殿里。

    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宫廷男女服饰都以刺绣、折裥、蝴蝶结装饰；贵妇人的高跟鞋鞋面有些也是用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上面绣有各种精美图案。伦敦的贵妇人视中国刺绣服装为时髦，这些服装往往绣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麒麟、龙凤图案，古典华贵，深得贵妇们欢心；据说有些妇女喜欢穿着中国刺绣的服装，披着中国刺绣的披肩、围巾，口袋里有中国刺绣手帕，甚至别出心裁地请中国刺绣工匠精心绣织丝绸名片，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的大家闺秀，自诩“东方美人”而大肆炫耀。113 那些精明的东印度公司大班、船长和商人，捕捉商机，在广州采购适销对路的商品，还经常根据贵族豪门的要求，带着丝织品样品前往广州订制。

    与仿制瓷器一样，欧洲人对丝织品的仿制也有很高的热情，一方面，成功的仿制可以取代和抵制中国丝织品的输入，另一方面丝织品生产有厚利可图。1699年，欧洲人开始仿效印度人染布法在绸缎上印制各种人物或鸟兽图案，这种把多种颜色混合起来，产生赏心悦目的均匀色彩的技术，被称为“支那术”（Chinas）。

    中国刺绣对法国刺绣的发展影响很大。17世纪初，法国宫廷刺绣匠师瓦尔利特等人创建了刺绣协会，专门向宫廷刺绣师提供具有东方风格的刺绣图案和样式。17世纪末，中国刺绣绷圈传入法国，普通家庭主妇可以用这种技术自制家用枕袋、靠垫、台布、垫布。据说路易十四以及他的女儿都对这种手艺感兴趣，有时候父亲还为女儿挑选美丽图案。18世纪，路易十五的宠姬旁帕多夫人（La Pompadour）用绷圈绣制丝绸工艺品，使绷圈刺绣在拥有实用价值之外又有艺术价值。巴黎的刺绣业在18世纪有了可观的发展，刺绣匠师公会拥有250多名成员。他们生产的刺绣品在花式花色上受中国图案的启发而不断增多。114

    17、18世纪法国的绘画、手工艺、建筑、室内装饰等艺术，也借鉴中国的金银线刺绣和漆器上的金漆彩绘技术，形成华丽、富贵、轻巧的风格。

    （三）中国式园林

    17世纪，英国人已经领略到中国园林模仿自然、以山水构筑主题的特点，开始仿制以牧场风光为主题的“风景园”（Lands capeGarden）。18世纪以后，出现图画式花园（Picturesque Garden）。1757年， 曾经在瑞典东印度公司服务过的英国园艺家詹伯斯（William Chambers）来到广州，观摩中国园林艺术，并收集到一些相关资料。1772年和1755年，他先后出版了《东方园林论》、《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两部著作，赞赏中国园林建筑模仿自然、千变万化的优点。詹伯斯为肯特公爵（Duke of Kent）设计了欧洲第一座中国式花园别墅——逑园（Kew Garden）。这座别墅吸收了中国园林的成果，在园林中叠设假山，栽种花草树木，湖泊中架设拱桥，山湖间有亭阁塔榭，曲径丛林。这种风格的园林被称为“英中式园林”（English-Chinese Garden），一时成为荷、法、德等国模仿的对象。

巴伦“中国园林”中的“广州阁”

    荷兰第一个“中英结合”园林出现在1760年，其景观令人耳目一新，包括小桥、山洞、中国式庙宇、凉亭、吊桥和一片哥特式建筑废墟。17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务官员斯赫伦堡（R. Scherenbeng）在巴伦（Baarn）建立起“中国园林”，这是荷兰最引人注目的中西合璧园林，有假山和池塘，还有两座楼阁，分别命名为“北京阁”和“广州阁”。阁楼是预先在广州订制的，然后用公司的商船分散装运到荷兰再行组装。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