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1279）是个伟大的朝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学技术进步，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把唐宋变革与欧洲近代化进程相比较，认为宋代已经进入“近世”。西方一些学者敏锐地感受到，由唐及宋，中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

    与此同时，在五代分裂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却自始至终未能摆脱来自北方马背上的民族——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的威胁。1276年，蒙古人的铁骑踏入南宋的首都杭州，并在遥远的南海边把赵宋皇室追杀殆尽。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把备受异族欺凌的两宋视为积贫积弱时代。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言：公元8世纪的唐朝，中国经历了最辉煌的岁月，但是到了12－13世纪，情势发生令人瞩目的扭转，一个尚武、好战和组织严明的社会，被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52

南宋时期（1127－1279）的海上、陆上“丝绸之路”

    无论如何，宋朝仍然是值得格外关注的朝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至此进入鼎盛阶段。赵宋王朝对中外关系与海外贸易相当重视，其鼓励通商的政策不仅与唐代有连贯性，而且有所超越，加上宋朝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持续威胁与挤压，西北陆路的外交空间基本堵绝，面向东南海路，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乃势所必然。宋朝尤其是南宋的国土不断萎缩，国家编户与赋税收入大为减少，而国家开支、军费开支、宫廷消费等始终居高不下，开拓财源、增收市舶之利是国家财政理所当然的抉择。

    海外贸易事关国家财政，统治集团对其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宋朝平定南汉，任命广南（今两广地区）的军政长官潘美、尹崇柯为市舶使，主持广州贸易，并派人重修广州南海神庙。宋高宗赵构（1107－1187）的态度很坚定，他认为：市舶之利最厚，如果措施得宜，收入便以百万计，有助于国计民生。所以他积极推进对外通商。

    有宋一代，朝廷不断颁布和修订管理措施，鼓励贸易，设置并逐步完善市舶司，主管各路贸易。宋代曾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设置市舶司，作为对外贸易管理机构，而以粤、闽、浙最为紧要，合称“三路市舶”。又派遣使臣招徕海外商客；处罚办事不力、影响贸易的官员；奖赏“招诱舶货”卓有成效的外国商客；保护外商在中国的财产、遗产等。

    宋朝外贸管理比唐代更完善，藤田丰八先生把市舶司职掌归纳为五点：（1）入港海舶的检查、抽解（按比例抽取一定的货物作为实物税）与抽解所得货物的保管解送；（2）禁榷货物即专卖品及其他舶货的收买、出卖、保管与解送；（3）海舶出港许可证（“公凭”、“公据”）的颁发与违禁品出港的取缔；（4）舶货贩卖许可证的颁发；（5）“蕃国”与“蕃舶”的招徕、迎送及“蕃坊”事务的处理。53

蒙古骑兵

    蒙古铁骑征服了亚欧大陆，视四海为宇内，对外交通毋需设防，在重新开通与欧洲和中东陆上贸易的丝绸之路的同时，大力经营海上丝绸之路。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初定江南，即允许沿海州郡商人下海贸易，特别诏谕蒲寿庚等，令其主动向南海诸国宣扬皇帝恩威，各国如能诚心向化，朝廷将重重奖赏；各国商人前来贸易，官府应该提供方便，不得刁难。

    元代市舶司制度有一重大进展，就是把机构编制规范化和制度化。各市舶司设置提举二员，从五品；同提举二员，从六品；副提举二员，从七品；知事一员。在继承宋朝制度基础上，推行“官本船”制度，垄断海外贸易，市舶管理相当严密，市舶司职权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