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13世纪，亚欧大陆并不平静，丝绸之路上夹杂着血雨腥风。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和13世纪大漠风暴式的蒙古人西征，令东西方各国都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重组了亚欧大陆的国家版图，而且改变了世界各大宗教的格局，东西方各种文化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碰撞和交融。

    十字军东征沉重打击了称雄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擅长航海经商的阿拉伯人只有更加苦心经营东方贸易，帮忙解决财政困难。他们的帆船频繁进出中国的港口，继续主导着东西方海上贸易。根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元代陈大震《南海志》、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文献统计，宋元时期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国家或地区已超过百个。

    宋朝对来华的外商给予特别的优惠，一些对促进双边贸易有贡献的商人也受到宋朝的嘉奖。例如阿拉伯客商辛押罗在广州居住了数十年，积累家资数百万两银子，由于他在外国商民中拥有崇高威望和号召力，善于处理不同种群之间的矛盾与利益纠纷，广州贸易每年都很顺利，给国库带来可观的收入，宋神宗赵顼（1048－1085）封他为归德将军。南宋初年，阿拉伯商人蒲罗辛运载价值30万两银子的乳香来泉州，朝廷也授其官职。

    印度次大陆各国，也就是中国文献所说的“西天诸国”，与宋朝的联系比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商人前往阿拉伯地区，必须在故临（今印度西海岸柯钦一带）换乘小舟；阿拉伯商人前往中国，也在故临
转换大船，因而有很多大食国商客在故临国作短暂停留或长期居留。

    1015年，注辇国（今印度南部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派出一个由52人组成的使团前往中国，带来真珠衫、帽各1件，真珠2.11万两，象牙60根，乳香60斤；另有珠6600两，香药3300斤。宋真宗赵恒（968－1022）十分欣喜，给予丰厚的赏赐。

    1994年，中国学者姚朔民发表了印度发现中国古钱窖藏资料的报告，窖藏有3个，共藏古钱2165枚，大多数为宋代钱币。54 这些中国古钱出土地点为印度东南部的泰米什纳德邦坦贾武尔地区，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正是中古时期南天竺注辇国的位置，这次发现也为中印之间海上交往提供了宝贵的物证。

    元朝中国官方文书经常提到中国商人到西天诸国贸易。13世纪马可·波罗取道南海回国时，途经了俱兰（即故临）、下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坎纳诺尔西北）、马八儿（今印度南端）等印度次大陆地区，那里的香料等产品大部分运到中国南部出售。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eh)在他的旅行记录中也提到，中国商船经常驶往俱兰、下里、梵答剌亦纳（今印度科泽科德北），由印度到中国，只能乘坐中国的商船。

    阇婆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也是10－13世纪南海丝路上的重要国家。从该国泛海，往东可到昆仑国，往西可到阿拉伯帝国，往西北海行15日，可至勃泥国，又15日至三佛齐国，继续往北，可达交趾和广州。中国商人到达那里，往往受到热情接待。

    三佛齐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占碑一带，是南海海域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和货物中转站。宋人周去非说：东自婆诸国，西自阿拉伯帝国的沿途诸国，要来到中国没有不经过三佛齐国。三佛齐国与广州、泉州的往来有比较固定的航路，顺风20天可达广州，至泉州则要月余。

福州“柔远驿”外景

福州“柔远驿”内景

    10世纪以后，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相继在中国北方兴起，阻断了西北丝绸之路，宋朝只能把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到东南海路，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交往受到限制。

    北宋时期，从中国前往日本的商船一般从明州出发，乘季风航行到五岛列岛附近，到达九州岛的博多，然后向日本负责贸易事务的太宰府报告，由太宰府检验公凭，核实时间，再上报朝廷；日方派出“交易唐物使”，按照规定价格收买宋商运来的商货，之后才准许宋商与日本民间交易。日本方面规定日本人不准到中国贸易，而中国商人每隔两年才能到日本贸易一次。这种贸易完全由日本官府操控，官方经常压低收买价格，或拖欠货款，使宋商遭受巨大损失，很多宋商被迫转移到九州岛的西国一带从事走私交易。

    南宋时期的对日贸易有所改观。自1167年平清盛就任太政大臣后，日本开始改变“自我封锁”政策，推动对外贸易，宋商频繁前往九州岛的博多、今津一带，双边贸易逐渐进入高潮。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后，当时的中日贸易仍比较活跃。

    高丽王朝与宋朝的关系比日本更为积极主动。宋神宗以前，中国人前往高丽多在山东登州出海，高丽人前往中国也一般在登州或密州登陆。1074年以后，为避开契丹，高丽方面请求改走明州登陆，从此明州成为宋朝和高丽贸易的主要港口。从明州启航，顺风8天可达高丽境，水陆兼程10天可到达高丽都城开城。

    宋朝很重视与高丽的关系，厚待来使，明州沿途亭传都叫“高丽亭”。1117年，于明州市舶司西边宝奎庙设高丽使行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