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00年代，地中海是欧洲与两河流域、古埃及接触的桥梁。善于航海和经商的古希腊人从伯罗奔尼撒半岛驾船出发，频繁往来于地中海各处海岸，与克里特、塞浦路斯、埃及等地做生意，同时也和多瑙河、奥德河、易北河沿岸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广大区域内的居民接触。
埃及金字塔
古希腊桨帆船
希腊人的商船是一种圆形船，据说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不过他们的船比腓尼基人的大，长40米左右。船上有宽大的货舱，船舷也很高，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希腊的战船也更加精巧，有两到三层。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三层桨帆战船长40米，船尾两边各有一支长桨作为舵，船中央竖立一根桅杆，高挂长方形风帆，配有170名船员，设施先进，航行快速，适于长途远行。
公元前8世纪，希腊成为欧洲的经济强国与文化中心，在地中海各地建立起他们的城邦和殖民地，远至西西里岛东部、亚平宁半岛南部和北部非洲。不过，希腊人在地中海的扩张始终面对着依特鲁立亚人和腓尼基人的竞争。
早在公元前2500年，腓尼基人就靠太阳和北极星来辨认航向，驾驶海船往来于东地中海和爱琴海上，发展海上贸易与海外扩张。他们以迦太基为基地，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有他们的商业网点。
从中东地区出发，大致有三条航线通往西地中海：一是北方航线，紧贴北部海岸、希腊及其他岛屿，穿越奥特朗托海峡（Strait of Otranto），经过意大利南部海岸，直抵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essina）。二是南方航线，沿非洲海岸一路延伸，终点为直布罗陀海峡；腓尼基人在这条航线沿途设立了不少驿站，例如尼罗河三角洲各城市、撒丁岛的诺拉（Nora）、比尔萨山丘的迦太基（Carthage）等。第三条航线则穿越地中海中间，以一连串的岛屿为依托，如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马耳他群岛、西西里岛、撒丁岛以及巴利阿里群岛等。4
腓尼基人制造的海船有两类。一类是贸易和捕鱼的商用船，船形宽大，底部是圆形平底，故称“圆形船”；船上装有一张风帆，主要以风为动力。另一类是战争用的战船，船形狭长，称为“长形船”，配备50名划船水手，行驶迅速。公元前1200年，腓尼基人建造了双层桨帆战船，划桨手增加到96人，航行速度更快。后来，他们又制造出三层划桨战船，无论行驶速度还是战斗力，都大大增强。5
雅典卫城
腓尼基桨帆船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 前382－前336）征服了希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征服了直到印度的整个波斯帝国，打通了对东方贸易的海陆通道。
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人摆脱了依特鲁立亚人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随后在一系列征战中崛起为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军团通过3次布匿战争，消灭了地中海大国迦太基，并把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都纳入帝国版图，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罗马人则称之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罗马人还经常驾驶船只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英伦三岛。东方行省建立后，罗马船频繁往来于地中海沿岸港口，从那不勒斯前往亚历山大港，航程大约需要12天，如果从希腊的科林斯出发则需要7天；从南高卢的那巴到非洲，如果顺风，仅需5天；从塞提斯到亚历山大港，则需6天。6
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造船业，在船体与载重量上没有显著改变，海船一般长27－30米，宽约9米，载重250－300吨。1998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在比萨市的一个火车站工地发现9艘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古罗马沉船。沉船保存完好，装满用以盛葡萄酒的希腊式安佛拉式罐和罗马式阿雷蒂内陶罐器。
古罗马桨帆船
罗马人在造船技术上也有不少改进。首先表现在多桅多帆上，罗马船的中央立有主桅，船头有一根辅桅；有些帆船出现一根桅杆上挂多张风帆，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罗马造船业的重大进步。其次是罗马人发展了多种桨帆船。在三层桨帆船上设置两桅两帆，使船只在45度侧风下也能够迂回航行。
海上贸易在帝国商业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风平浪静、岛屿众多、港湾密布的地中海把南欧、非洲和亚洲联系起来，成为罗马帝国商业交通与海上贸易的重心。作为帝国的“湖泊”，在大一统的和平环境里，地中海的交通、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与近东、印度洋海上贸易互相呼应。公元前1世纪，一个名叫希帕罗斯（Hippalus）的希腊人利用季风从红海口越过阿拉伯海直接航行到印度。虽然有语言学家指出，希腊语“季风”（monsoon）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季节”（mauzim），说明阿拉伯人很早就了解季风，但了解季风与利用季风毕竟不是一码事。希帕罗斯最早利用季风航海，不经意地创造了一项世界航海记录，这种季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罗马帝国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时期（公元前27－公元14年），希腊、罗马的航海者充分利用季风知识，发展与印度的贸易，不仅打破了安息人对丝绸之路的垄断，而且形成了埃及与印度之间的定期航线，进而通过印度把贸易延伸到印度洋、东南亚和中国。中国古籍《后汉书》记载：大秦（即罗马）“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7
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一位不知名的希腊航海家给后人留下了描写罗马帝国的航海家们如何出海、寻找红海航线的名著《厄立特利亚航海记》（Periplus of Erythraean Sea ）。这部作品叙述了非洲、西亚和印度海岸不同航线、港口、风向、水流以及各个港口的居民、物资等情形，着重介绍了当时四条重要海上航线：一、顺着红海的非洲海岸航行到卡尔达富角的南端；二、从红海海岸出发，绕阿拉伯半岛直至波斯湾深处；三、沿印度海岸航行；四、通向中国的航路，但这条航线不是很明确。8
“条条大路通罗马”。四通八达的海陆运输与繁荣的对外贸易，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大量来自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珍贵物产，特别是芳香的植物、胡椒和丝绸。从《厄立特利亚航海记》所列举的帝国与非
洲、阿拉伯、印度三大区域的贸易商品结构看，罗马对前两个地区的贸易是出口多于进口，而对印度贸易则是进口多于出口。贸易的不平衡导致罗马帝国付出了大量的货币，去购买来自印度的商品。公元1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Pliny，23－79）在他的百科全书式名著《自然史》中说，罗马帝国每年需要支出数以千万计的黄金，用以平衡东方贸易的差额。在印度发掘出数以千计的各种罗马硬币，说明普林尼所言不谬。9
海外商品在罗马帝国受到热烈欢迎，成为人们追求的奢侈品，价格高出原来的很多倍。据保守估计，由于大量进口中国丝绸、印度胡椒和阿拉伯佛香，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每年在罗马帝国赚取数亿罗马银币。普林尼、希罗多德等人担心，如此之多的金银损耗会导致帝国的崩溃。
随着与东方海上、陆路贸易的日益兴盛，大量东方的商品输入罗马，潜移默化着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普林尼谈到了一种诱人的皇家香水“快乐之极”，这种香水含有辣木油、芳草、豆蔻、桂皮、胡桃汁、小豆蔻、柠檬香、没药、金合欢、松香油等23种香料，其中香草来自印度，豆蔻来自尼泊尔，金合欢来自缅甸，松香油来自中国。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罗伯特（Jean-No?l Robert）曾以中国丝绸为例，叙述这一来自远东的珍贵衣料是如何改变罗马人特别是上层社会的穿着习惯：相对于精细而泛着米色的亚述丝绸而言，中国丝绸太昂贵了，一般人享受不起，需要重新编织，例如加入亚麻、棉纱，可以造出与薄纱一样轻薄的半丝绸织品，同样受到人们的追捧。10
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希腊人、腓尼基人、罗马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不约而同地致力于经营海上交通与东西方贸易，他们为打通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南中国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