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国的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就有了经济交往。公元前221年，秦朝派遣50万大军南征百越11 ，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获得当地的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秦汉之际，秦将赵陀乘北方动乱，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前203－前111），都城在今天的广州。

    广州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地处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相当优越。考古发现显示，南越国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

东汉陶船，出土于广州

东汉陶船，出土于德庆。陶船结构复杂完备，适用于江、海航行，

反映出汉代岭南地区的造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1975年和199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广州市市区发掘出秦汉造船工场船台遗址。船台的规模很大，共有3个，呈东北—西南走向，平行并列。根据造船专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个造船工场主要生产适于内河或沿海岸航行的平底船，载重量在30－60吨。船台的建造年代大致在秦统一岭南（公元前3世纪后期）直到西汉文景之际（公元前2世纪中期），可见广州是当时能够成批制造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船只的造船基地。12 这一考古发现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和造船史具有重大意义，对秦汉时期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1982年，南越国第二代国王文帝赵胡（前137－前122年在位）墓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岭南地区最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了不少与海上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大大丰富了秦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实物见证。

    在东耳室出土的B59号提筒腹部有一组羽人船纹饰，4条船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饰以水鸟、海龟、海鱼，两端高翘；船上有羽旌、长杆、羽纛、木鼓等物。每船有饰长羽冠的羽人5个，或持弓箭，或持短剑，或执首级，或击鼓，或执俘虏。13 同一时期类似风格和题材的纹饰在华南、西南乃至越南都有发现。出土的南越国时期船只的推进器有楫、桨、橹等，还有尾舵和爪锚，技术比较先进。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较为发达的造船业为发展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出土于广州南越王墓的银盒

    出土于南越文帝陵主棺椁“足厢”的银盒颇引人注目。银盒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盖与器身饰有互间排列的纹带，腹盖相合处各饰一条穗状鎏金纹带。银盒的造型和纹饰风格都与汉代及其以前金属器皿的风格不同，但在波斯帝国（前550－前330）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类似样本，如波斯帝国早期都城厄克巴坦（Ecbatana，今伊朗哈马丹）出土的薛西斯王（Xerxes I，前485－前465年在位）金钵刻铭，苏撒（Susa）附近出土的阿尔塔薛西斯王（ArtaXerxes，前465－前425年在位）银盘刻铭。因此可以推断，这是一件来自海外的舶来品。这件器物内尚存药丸半盒，器上刻有汉字，可能是墓主喜爱之物，生前用来盛放药物，死后用以陪葬。

    还有32枚金珠泡饰，出土时置于墓主身上，每个直径1.1厘米，高0.5厘米。焊接工艺极为高超，与中国传统金银钿工迥异。这种焊珠工艺在公元前4000年代两河流域乌尔（Ur）第一王朝已经出现，随后流行于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征后流传到印度、巴基斯坦。

    此外，文帝陵出土的镂孔熏炉、象牙、乳香等，都与海外交通有关。西耳室出土的陪葬品有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十分粗壮。此外还有刻画象牙、象牙算筹、残牙雕器等3种。经鉴定，这些大象牙为非洲象象牙，应该是海外贩运而来。14

    类似的文物在广西贵县、梧州的南越国墓葬中，以及在与南越国相邻的长沙也有发现，如铜熏炉、陶熏炉、陶象牙、陶犀角等，但在中原地区则较为罕见。

    如此之多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出土物品表明，迟至秦汉之际，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已经贯通。航行其间的，可能有波斯商人、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和中国商人。广州汉墓出土不少外国人形像的陶俑，也是当时东西方各国商民海上交往的物证。

    印度与中国贸易交往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前321－前185）时期的著作《政事论》、《摩奴法典》中谈到的“支那帕塔”（Chinapatta）,也就是中国制造的丝织品，并指出这些丝织品与印度土产丝织品的区别。广州南越文帝陵出土了种类繁多的丝织品，不亚于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经科学检测，丝织物可分为绢、罗、纱、锦，原料大多为蚕丝，说明其时南越地区已种桑养蚕，并具备大量生产高品质丝绸的能力。从墓中出土的“超细绢”看，南越的缫丝、织造工艺相当高超。这种绢的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320×80根纱，为目前所见汉代绢中经纬密度最高的织物。

    该墓出土的两件青铜印花凸版，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板，花纹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织物金银色印花纹相似。15 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翩翩，南越国以及内地丝绸，是否也通过海路销往印度、中亚和欧洲呢？答案是十分有可能的。

    除出土文物外，东南亚和南越国的建筑遗存也向今天的人们展示着东西方古老文明交汇影响的印迹。20世纪40年代，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L.Malleret)在越南南部的澳佑(Oc Eo)发掘了一座公元2－3世纪、扶南“印度化”时代的海港城市。该城位于湄公河支流巴萨克河与泰国湾之间的平原上，长2英里，宽1英里，呈长方形，周围有护城河与城墙；古城被河道分为约10个区；城里建筑有三类：花岗岩砌房屋、砖砌房屋和木结构建筑。考古学家认为，澳佑古城的砖、石砌房屋是受到了印度河文明的影响。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中国汉代的铜镜、印度的珠宝、具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和罗马金币，说明这里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16

    近年来，广州南越国时期考古发现有多处大型石构建筑遗址。1995－1997年发掘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中，有一座大型石构蓄水池和长达180米的曲流石渠；池中有一根巨型叠石柱和多件门楣石板、八棱石栏杆、八棱石柱、大型石础等构件，石材为砂岩，打制精工，规格多样。17 结合南越文帝陵出土的其他具有西亚特色的器物，这些石构建筑或许说明，南越时期前后的番禺与扶南的澳佑一样，在城市建筑上与西亚、印度文明存在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