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中国江左政权为开拓外交空间，大力发展与南海诸国的交往和贸易，交州以南诸国和天竺、康居（今中亚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等国的使节、商人不断由海路前来中国南部海港，出现了“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活跃景象。23 当时的进出口商品中，出口多为丝织品、陶瓷、金银器、漆器等；进口有香料、异果、珍珠、琉璃、珊瑚、琥珀、水晶、金、银、琉璃、珠玑、金刚石、郁金、苏合、象牙、犀角、吉贝、斑布、兜鍪、珊瑚等。

    1984年，广东遂溪县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一批金银器和波斯银币，是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史上的重大发现。主要器物有：

    波斯银碗，通高8厘米，口径最大直径18厘米，圈足径7厘米，习惯称为十二折银碗，并且题有铭文。银碗的题铭与伊朗北部、乌兹别克撒马尔汗近郊出土银碗所题阿拉美文题铭相吻合，而阿拉美文字曾使用于萨珊王朝时期东伊朗地区的粟特和花剌子模，因而遂溪出土的十二折银碗可以归类于萨珊式银器中的“东伊朗组”。根据汉末粟特在交趾定居的记录，证实了东伊朗人包括粟特商人在南朝时期的岭南沿海的活动。

    银簪，残长3.5－4.0厘米。数量颇多。器首作花瓣形，下端残断。器身饰圆圈纹。从器形风格看，亦为舶来品。

    鎏金器，高7.2厘米，口径8.3厘米。里外鎏金，捶击成型，器表錾刻鱼、鸟、飞凤、忍冬纹、莲瓣纹等。

    银镯，左：1件，直径8.5厘米，厚1.5厘米，重295克，器表刻四瓣十字花纹；右：共12件，直径8厘米，厚0.9厘米，重145克，素面。

    金镯，直径5.8厘米，厚0.4厘米。

    波斯沙卜尔三世（Shapur III，383－388年在位）银币，3枚，正面中间为王像，王冠冠上有圆球，背面有祆教祭坛。火坛为二级，星为五芒。祭坛两边各有穆护（祭司）一人。同类银币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遗址也有发现。

    耶斯提泽得二世（Yazdegerd II，438－457年在位）银币，5枚。王冠前多一新月，周围只绕单一联珠圆圈，背面祭火坛座为三级，星为六芒。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481）五级浮屠石函所出为同类货币。

    卑路斯（Peroz，459－484年在位）银币A型，1枚，径2.7厘米，厚0.1厘米，重23克左右。正面铸一半身王像，头戴王冠，冠两侧带雉堞饰物，上并展一翅膀；冠顶铸一新月，环抱一圆球；人像作深目高鼻，下颌挂一串联珠，两眉各飘一绸形饰带。背面中立祭坛；坛柱两侧各飘一串珠饰，火焰左侧铸有五角星，右侧铸一新月；下部站立有祭司，祭司左旁刻有铭文。

    卑路斯银币B型，11枚。王冠后无带雉堞饰物，背面亦有铭文。

    这些波斯银币极有可能是当时外商前来岭南贸易而遗留下来的。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已发现1000余枚外国钱币。在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河南、河北、甘肃、辽宁、青海、浙江等地的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代墓葬中，发现了40余枚公元5－8世纪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钱币，其中34枚金币和20枚仿制品能够识别，还有14枚无法识别铭文而难下判断。24 这些古钱币是研究中古时期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珍贵实物。

    研究表明，公元4－7世纪，从波斯以东到中国河西走廊，曾经是白银通货流通区。考古发现和研究也表明，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岭南流通领域，充当价值尺度与交换手段，并与国家的法币——布帛、铜钱等并行不悖，形成银钱兼用的特殊通货区，比如晋代（265－420）的广州市面曾经以银易米，梁代（502－557）的交广地区全用金银为货易。因此，日本学者冈崎敬认为，从东向西的丝绸之路，也是从西往东的“白银之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