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首先提出和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一、首先提出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载入1954年4月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之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先是由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12月3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印度代表团，在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发表联合公报。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底，周恩来总理先后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他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并进一步确认它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首届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提出“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宣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的14个国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8年，邓小平更明确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经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确认。1970年二十五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忠实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同绝大多数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亚非拉国家提供了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增进了同这些国家的友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达程度的所有国家改善和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所有这些，都是同中国坚定地、真诚地、创造性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不开的。

　　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20世纪60年代，冷战正酣。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北约和华约激烈对抗，美国和苏联针锋相对，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美苏双方剑拔弩张，核大战一触即发，整个世界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如何避免世界大战，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中国政府考虑的对象。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坚决把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他还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的发言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指明了全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

　　“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突出了第三世界的重要作用。因此，根据这一战略思想，中国政府明确地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中国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结成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三、实行“睦邻”外交，广结善缘，维护地区和平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国古代向来有“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对待周边国家更是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同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关系，尽可能地创造一种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以便使中国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睦邻政策，营造了自近代以来较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发展、稳定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和外交工作的重点。历届政府都重申了这一点。1993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199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庄严重申：“坚持睦邻友好是我国的一贯主张，决不改变。”

　　2005年1月1日，中国派出的国际救援队抵达印尼遭受地震和海啸灾害最为严重的亚齐灾区，协助开展紧急救援行动

　　中国政府的承诺不仅体现在口头上，而且体现在实际行动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国家遭到严重损失。中国向受灾国家提供紧急援助，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和发展。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没有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而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顶住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良好形象，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赞扬。胡锦涛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将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不断发展同周边国家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睦邻外交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在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方面取得重要进展。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面向繁荣与和平的战略伙伴宣言》，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十国高层互访不断，中国—东盟建立了“10+1”定期会晤机制，使中国—东盟政治关系有了机制保障。2004年年底，东南亚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并引发了海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向受灾国家和地区提供紧急援助，派遣医疗队和搜救队进入灾区，帮助受灾国尽快恢复和进行灾后重建工作。针对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现状，2001年6月15日，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倡导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组织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促进地区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政府还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与大部分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使边界成为中国与各邻国经济合作的纽带。针对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划分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有效地避免了矛盾的扩大化。例如，东南亚一些国家与中国在中国南沙群岛问题上存在争议，中国政府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使这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没有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障碍，维护了地区友好合作的大局，使南海地区成为“合作之海”、“友谊之海”。

　　随着《货物贸易协议》的签署，东盟各国出产的水果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05年7月20日，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定》规定，中国和东盟正式开始对原产于对方的7000余种产品相互给予优惠关税待遇。中国与东盟降税计划的正式启动，标志着一个拥有17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为1.23万亿美元的大市场的历史性开局。

　　这一年中，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得到初次实践。3月，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三家石油公司在马尼拉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这是落实中国与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为使南海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

　　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呈现出机制化的特点。中国同周边国家建立的、中国参与的地区性组织和合作机制，为稳定周边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国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不定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互访，以及包括专业部长会议的各类执行机制和战略对话机制等，是合作机制化的体现。

　　2005年7月26日，朝鲜半岛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幕

　　通过睦邻外交，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加强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在反恐、缉毒、打击跨国犯罪、海上安全、卫生防疫、防灾减灾等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同有关方面进行合作。2002年10月朝核问题再度激化之后，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积极、主动、负责任的态度，主持多轮朝核问题北京会谈。2005年9月结束的第四轮六方会谈通过了共同声明，为解决朝核问题确定了框架。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同意制订落实第四轮会谈共同声明的具体方案、措施与步骤。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当前，中国的睦邻外交不仅为本国的经济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而且有效地促进了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与共赢，对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中国政府将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会深入发展下去。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将会为更多的国家带来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四、提出“新安全观”，建设“和谐世界”，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公敌。面对国际社会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不安全因素不断增加的局面，中国政府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200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江泽民指出，新安全观是指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提出新安全观，反映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安全问题的新认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的新贡献。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新安全观涵盖内容十分丰富，不但包括政治方面，而且包括经济、文化方面。冷战后，国际上出现了“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认为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会发生冲突。中国不赞同这种观点，为此在新安全观里提出各国“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各文明之间应该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等主张。

　　2006年4月2日，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外交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在北京开幕

　　针对近年来世界贫富分化加剧、地区冲突不断，恐怖主义猖獗等现象，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大幅度提升，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导航作用开始凸现。为适应国际社会转型的重大趋势，中国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力促和平发展的战略构想，“和谐世界”正是二者之间的结合点。中国政府在国际会议上也多次提到“和谐世界”的理念。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首次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胡锦涛重申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胡锦涛还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胡锦涛主席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在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舞台上，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的承诺，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最直接的表述，也是对“中国威胁论”最有力的驳斥。与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出“求同存异”的呼吁，与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决心，与江泽民1995年在联合国50周年首脑会议上声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绝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一样，胡锦涛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所作出的承诺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判断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到2004年东南亚海啸灾难时中国慷慨解囊，再到2005美国飓风灾难时中国伸出援助之手，这证明了胡锦涛的话：“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在讲话中，胡锦涛还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界”。

　　2005年10月15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式上，胡锦涛再次呼吁，让我们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潮流，共同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5年11月8日至9日，“第三届全球化论坛——世界文化多样性”在中国杭州市举行

　　2005年11月8日至9日，“第三届全球化论坛——世界文化多样性”在中国杭州市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尊重文化多样性，共建和谐世界”。2005年12月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温家宝指出，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只有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

　　2005年1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白皮书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

　　“和谐世界”的构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宗旨的升华，它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这种外交理念根植于中国5000年的文化基础，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与世界互动联系更加密切，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某些国家的猜疑，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因此，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合作共赢，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这一理念充分展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外交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结合的愿望。通过互利合作，中国可以为邻国、为亚洲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和谐世界”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主张。这一国际关系崭新理念的提出，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要求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观的摒弃。传统的安全观主要从政治、军事、外交角度去判断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追求绝对的安全，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这往往导致军备竞赛，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发展的趋势，出现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新情况，各国和各地区在安全方面的相互依存在显著增强，超越以武力求安全和单方面追求安全的客观要求越来越强烈，中国政府提出新安全观适应了这种趋势，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心声，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

2002年1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非例行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国是新安全观的提出者，也是新安全观的积极维护者和实践者。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中国既积极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也尊重其他成员的利益，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方面，中国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精神，决定在2010年之前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五国”进程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更是实践新安全观的范例。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新安全观反映了时代进步的潮流，在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