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规模最庞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联合国将中国排挤出联合国之外。新中国为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22年的斗争。在1971年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大上，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随后联合国的主要机构都恢复了中国的席位。中文也列为联合国工作语言。

　　2.1.1 非法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也是旧金山制宪会议的四个主席之一，对联合国的诞生做出过重要贡献。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统一了全国政令，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所达到的最高程度的统一。作为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并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无疑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按照国际惯例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应由新中国取代，本不应该产生任何问题。作为国际法上的主体，中国只有一个。新中国拥有继承解放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而且中国发生的这种变革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享受真正的大国地位。

　　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坚持反华立场，以种种借口对联合国施加压力。在用武力阴挠中国解放台湾的同时，美国又以台湾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控制下为借口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硬把仅控制中国人口和地域几十分之一的台湾当局作为中国代表保留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企图长期把新中国拒之于联合国大门之外。苏联、东欧等国虽极力支持新中国的要求，但他们在联合国里势单力孤，力不从心。加之广大中小国家由于惧怕美国的巨大力量，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种种因素造成了联合国历史上非常荒谬的局面：号称具有最广泛国际代表性的联合国却把世界人口的1/4排斥在外长达22年之久。

　　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

　　一、新中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末

　　1949年9月30日，具有“制宪议会”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否定了国民党政府继续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资格。中央人民政府先后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主席，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活动的一切权利，并任命了新中国驻联合国及有关机构的代表。1949年11月15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又通知赖伊和罗慕洛：中国政府已任命如下人员为中国驻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任安理会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团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耿飚将军任军事代表团团长，冀朝鼎任经社理事会代表，伍云甫任联合国国际紧急救济基金会代表，孟用潜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致赖伊秘书长的函中又加了李一氓、周士弟。但是，由于美国的长期阻挠，这个代表团一直未能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正是第四届联大召开之时，中国的要求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提出支持中国要求、将国民党代表蒋廷黻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并声明在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未被安理会开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工作。美国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来反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只能以所谓“苏联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否认蒋廷黻博士的全权证书的效力，而美国承认国民党政权，因而认为蒋博士的全权证书有效”之类的借口反对苏联提案。1950年1月13日安理会以6票反对（美国、蒋介石集团、法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3票支持（苏联、波兰、印度），2票弃权（英国、挪威）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苏联提案。苏联为表示抗议并施加压力，与波兰、捷克等一起退出了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还通过对联合国的操纵，把联合国变成了它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工具。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1953年周恩来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联合国应当成为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组织，而不应当成为美国进行侵略的工具。”他指责“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合乎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不合乎华盛顿当局口味的人民民主制度，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地位”。他还指出：“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联合国要真正有效地履行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职责，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的十多艘军舰先后占领台湾的高雄、基隆两个港口。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6月2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组成“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事。战火直逼鸭绿江畔，中国东北边境城市丹东屡屡遭到美国空军的野蛮空袭。6月28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第七舰队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轮值主席、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苏联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坚决支持中国政府要求。美国人为了反制中国，也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要安理会讨论。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讨论有争议的提案时，需要邀请有关当事国出席会议。于是，1950年9月29日，安理会讨论通过了苏联代表提出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安理会的议案，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

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步入联合国会场

　　1950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率9人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伍修权在纽约机场发表讲话，说：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11月27日，安理会开会，按议程是讨论苏联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11月28日，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会上发言，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针对“台湾地位未定论”，伍修权说：“首先是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说：‘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其次，罗斯福总统反对杜鲁门。1943年12月1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庄严地宣布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在安理会会议上，伍修权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揭露和控诉了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抗议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直至今日还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冒充代表中国人民坐在这里开会。伍修权最后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三、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中国政府特别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11月29日下午，会议讨论美国提案，安理会主席请南朝鲜代表和中国代表到会议席上。11月30日下午，对三个提案进行表决，第一个是苏联提的控诉美国侵略朝鲜，第二个是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第三个是美国等6个国家提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结果三个提案都被否决了。

　　如果说，新中国最初还对联合国曾经有过某种希望，还曾努力争取获得联合国的承认的话，那么，由于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中国对联合国的失望达到了极点，朝鲜战争后中国没有再主动向联合国提出恢复席位的要求。

　　为支持新中国所提出的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要求，有些国家曾先后向联合国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但从1950年第五届联大到1960年的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打着“暂缓讨论”、“时机不成熟”等招牌，操纵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搁置起来。1950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决定由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波兰七国组成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该委员会未作出结论之前，仍由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1951年，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从此至1960年，美国一直采用“延期审议”的手段阻挠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因而，整个50年代，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的提案一直未能列入联大议程。

　　二、20世纪60年代的不懈努力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风起云涌，联合国增加了40多个新成员，他们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西欧一些主要国家也与中国谈判建交，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随着世界上日益众多的国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了解不断加深，美国要在联合国内拒绝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已越来越困难。1961年9月17日，新西兰代表首先提出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此后，苏联代表也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这两个要求均被大会采纳，这是对美国“拖延讨论”的重大突破。

　　面对越来越棘手的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自知拖延讨论的方法难以再继续奏效，便改变手法，伙同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日本炮制了另一提案。这一提案以《联合国宪章》为掩护，提出一国“一个以上的政府”声称在联合国内是拥有代表权的政府，就应当按照宪章的原则和例案情况处理。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8条规定，任何有关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应被视为“重要问题”，也就是需要大会2/3多数才可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宪章》上所说的“重要问题”，是指包括新会员国的加入、会员国权力的停止，以及会员国的除名问题，而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只是一个确认代表全权证书的问题，是应以简单多数通过的一般性问题。美国的这一提案完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歪曲。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历谴责和强烈抗议美国挟持联合国所采取的这一行动。1961年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国和日本的倒行逆施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出：“这个蹂躏《联合国宪章》，侵犯中国主权的决议，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对于美国挟持联合国采取的这一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表示严厉的谴责和强烈的抗议。”

　　苏联、挪威等国也对美国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们驳斥说，中国目前并不是存在有两个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

　　自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起，尽管美国操纵大会年复一年地通过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但联大在表决要求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时，赞成票却不断增加。

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与戴高乐总统

　　1964年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同西方大国在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的一个突破性进展。中法建交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产生明显的影响。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虽然继续通过了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随后大会就阿尔巴尼亚等15国提出的一项要求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承认它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提案进行表决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均为47票，第一次打破了美国控制多数的局面，这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又一突破。

　　在这一阶段里，虽然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未被通过，但它预示了美国的主张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继续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可能性亦越来越小。

　　三、1970—1971年的进展

　　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是中国代表权问题起根本性变化的一年。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加拿大与中国建交。联合国大会在表决要求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提案时，有51票赞成，反对47票，这是在历次表决这一提案的过程中，第一次赞成票超过反对票。

　　美国也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在全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双方就美国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并发表了公报。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以“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它标志着中美关系将要揭开新的一页。这一公告震撼了世界，对于美国为首的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传统投票集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关系问题。

　　1971年8月2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美国要求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大的议程，并主张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美国宣布，它在当年的联大上，将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这就是美国的“双重代表权”计划。

　　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计划，实际上是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971年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中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荒唐主张。“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神圣主权。只是由于美国的武装保护，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20多年来，美国政府硬把蒋介石集团塞在联合国里，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国民党集团驱逐出联合国，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要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与联合国发生任何联系。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20多年的外交努力和斗争，尽管到二十六届联大以前，新中国还未恢复其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新中国多年来的辛勤耕耘，已为中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中国人民即将在二十六届联大收获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