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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鳌亚洲论坛概况
   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
   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200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附录一 博鳌亚洲论坛章程和宣言
   附录二 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年会发言稿
   附录三 2006年年会演讲稿
   附录四 2005年年会演讲稿
   附录五 2004年年会演讲稿
   附录六 2003年年会演讲稿
   附录七 2002年年会演讲稿
 
亚洲的成功之路 通过合作谋求发展

世界银行副行长 孔杰忠

    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代表世界银行表达我对参加本次亚洲博鳌论坛的喜悦。谢谢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邀请,也感谢他们的出色安排。

    正如很多人知道,博鳌论坛秘书处已经与世界银行达成协议,将共同进行亚洲区域合作经济研究这一联合项目。我们还一致同意在全球建立专家技术网络进行这些研究,并通过它们向亚洲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实际建议。我们期望在亚洲建立一个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区域合作从全球贸易与金融市场自由化中获益。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坎昆贸易谈判所遭遇的挫折,预示着全球贸易体系可能会遭受损害,这一危害来自于世界许多地方所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利益。地区进步将有利于确保亚洲朝着寻求全球性竞争和更高的生产力这一正确方向迈进,而远离维护特殊利益团体的保护主义论调。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势头朝着这一方向迈进——这在近期东盟的巴厘峰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需要的是坚持这一势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决。

    现在我将很快地评价一下这一地区所处的地位

    首先我将很快地评估一下这一地区在全球大环境中所处的地位。随后我想重点谈论四个主要问题,如果要使危机之后令人鼓舞的稳定和进步得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处理这四个问题。

    东亚拥有18亿人口,这一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将大大影响到消除贫穷和全球的繁荣。今天,中国和越南领导的东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在过去的两年里,家庭消费支出和出口成为了几个东南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最近,投资支出也已经有所上升(比如,在泰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在印尼)。这部分是由于区域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的结构重整,银行收益和资产负债情况的好转以及一些国家开展的合作。这也部分地反应了我们重新回到了有着稳定的、可预测的政策制定,以及审慎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这样一个时期。这决定着投资、商业和消费者信心。

    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再度减轻了贫困。去年,这一地区大约有六千万人的人均日收入超过2美元。而今年又有3,000万人加入了这一行列。然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因为超过7亿的东亚人每天的收入还不到2美元。

    东亚国家将这种经济复苏转变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受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制度缺陷的制约。投资环境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在那些对法律和司法制度有着很强依赖性的领域,比如合同的强制执行和破产等等。尽管最近几年,在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治理的一些方面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

    当全球经济在几次虚假的复苏之后又开始加速……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迫切需要调整它们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的一大动力,中国为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了机遇,但是中国对它们国内市场和第三国市场的产品出口也构成了一大挑战。总而言之,我们的评价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在这一地区发挥了积极的主要作用,但是在亚洲,或是世界的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公司能够再像往常一样继续交易。中国的发展改变所有东西。

    这一区域的日程增加了另一个方面,这在坎昆会议之后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正如我们看到的,全球政策的环境正在转变,从9·11以后对于多边主义的热情转向了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洲和美国之间一系列的紧张局势。这使得东亚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选择。简而言之,如果多边主义不能使货物得以交付——我认为,很明显,多边主义的方式能够带来最大的利益——那么区域和双边的交易则是非常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它们必须与WTO的原则保持一致,并且当这些原则得以实行时,必须相互之间保持一致。这一点在亚洲和世界银行在本届博鳌论坛上所举行的联合研讨会上得到了阐明。我们举例证明了,当市场准入建立在一系列双边协议基础之上,而双方缔约国对原产地制定复杂的规则时,贸易成本是如何变得非常之高,甚至达到难以实行的程度。

    现在我将谈论四个主要问题,如果要想维持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则在这四个问题上都必须要有所进展。

    第一个是贸易和竞争

    东亚曾经是所有的地区中从全球贸易自由化获益最多的地区,将来也是。一些分析家甚至指出,东亚之所以能够比其他地区获得更多的利益,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适合新的出口市场的倾向。同时,多哈回合谈判成功使整个世界都获益非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每年从贸易自由化中所获得的动态收益累计超过8000亿美元,其中超过1/3产生于东亚地区。

    在这一方面,拓宽看待贸易政策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技术性角度来看,强调发展的产出和与社会稳定的联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Oxfam,正是从其他角度,指出了“当贸易同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积极的脱贫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能够具有强大的变革力量。”在这样做的同时,人们还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是一个极具多样性的地区。

    我们的分析都包括在近期的一篇题为《东亚一体化:分享增长的一个贸易政策议程》,这篇报告的摘要我们已经放在这间会议室外面的桌子上,这证明了不存在一种“一个尺寸适合所有人”的方法。这就强调了在单个国家继续进行详细的实践工作的重要性,以便关于政策改革的一些建议——在国家、次级区域和地区层面进行——考虑到这一地区某一单个国家的具体要求。

    中国加入WTO应该增加其出口和进口……

    中国加入WTO之后,其出口和进口额应该分别增加大约500亿美元。如果能够协商制定更为合适的食品安全标准,以及实现更为便利的市场准入,那么泰国的70亿农产品出口可以得到显著地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停止争论和学术性的探讨,转而关注真实的谈判情形和具体的政策。

    第二个问题是结构调整。

    我们看到,虽然该地区将改革提上议程,但还是出现了金融危机(原文不清楚)。危机以来,在金融和公司重整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促进了公司和银行部门的金融健康,但关键是对经过危机后尚存的,受到打击的公司,以及国有企业、财政机构不懈努力进行重组。(原文不清楚)为改善投资环境而进行的结构与制度改革的努力也很重要。

    这包括对财政监督管理、公司治理、、商业规范、数字信用制度以及法律司法结构的进一步改进,也包括减少外国直接投资服务业的限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供对商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其它公共服务。金融领域的其他重要方面的重新调整和改革也有所成就,包括危机期间国有化的银行重新私有化,金融体系的战略性合并以及金融部门监督和管理的增强。

    在直接进行的结构重整之外,形势越来越要求政策制定者们在一些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包括破产法、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司治理等,这些改革将提高市场自身的监督能力,一旦有需要,能够惩罚和重组效率低下的公司。

    金融危机唤醒了……

    金融危机让东亚在这些问题上清醒过来。虽然在过去6年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尤其在银行部门的合并和清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方面。今天我们看到,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要求我们不断地取得进步,这一无情的压力反映在了危机后的议程中。现在还不是放慢重组步伐的时候。如果这一地区的国家期望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直到将来,那么这一步伐还需要加快。

    第三个问题是腐败与政府管理。

    地方分权与更为开放的社团组织改变了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关于腐败的对话。腐败问题越来越公开地被谈论,反腐也越来越有力,这是很好的趋势。然而,在亚洲,腐败导致的成本仍然很高。很简单,腐败越严重的国家,就越难以吸引长期的高质量的国内或国外的投资。公司从未像现在这样方便可以去选择建设或投资的地点。如果一个国家允许腐败官员或是不当的公司治理行为存在,而成为竞争的障碍,那么这个国家将浪费掉大量的金钱,并且丧失机会。我们也看到一个长期系统性的腐败是如何破坏制度和威胁稳定的。这个地区承受不起这一代价。国家总是雄心勃勃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度政治化的打击腐败的运动,,但是却忽略了进行关键的制度性改革,而只有进行这些改革才能真正改变导致腐败的机会与动机。这里我想谈的是减少任意决定权,增加官方账目的透明度,加强独 立审核和改善公司治理。

    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监督政府行为。

    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监督政府行为,保持压力,通过成立更为有效的官方账目委员会,实行更为透明和可信的管理和决策过程,以及公正有效地提供服务等减少产生腐败的潜在原因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提到的,法律与司法制度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需要从头到尾地得以全面加强。简而言之,关注各种公众服务的提供有利于减少腐败。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恢复得很好,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源-通过私有和政府——却显著减少。然而,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这些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量是巨大的,而且还在增长之中。基础设施中的很大一部分要求能够满足城市化所带来的挑战。在2000到2020之间,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将增长5亿左右,比当前城市人口总数增长60%。期间,这一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41%上升到55%,而且超出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将增加53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已经给不完备的基础设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一些基础服务设施比如电、水和道路等等。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最长能够维持50年左右,为了彻底的避免出现问题,我们现在就需要开始投资。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提出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

    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提出一个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包括政策制定者、领导人和普通市民。全球发展,东亚发展,使我们获得很多利益,但是也带来了不平衡——既存在于国家内,也存在国家之间。这里我们面临着一连串棘手的问题:

    对于发展较慢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快速的一体化进程意味着什么?

    他们会不会远远落在后面,还是能够适应并且做出艰难的,通常使不受欢迎的政治性决定,来加以改变,变得更富有竞争力?

    快速发展的经济如何确保贫困人群、弱势人群和偏远地区的居民同样受益?

    对该地区的更为富有的国家,它们如何能够多做一点事情,保证进一步的区域主义不会造成反一体化,如何保证不会加大那些拥有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地、更强的能力和技巧的国家和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呢?

    去年9月在珠海召开的世界银行年会上,世行行长约翰·沃夫森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应该采取更有效的行动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衡。他指出了问题的实质。这儿我引用他的话:“在全世界60亿人民中间,10亿拥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80%,另外10亿挣扎着每天用不到1美元存活下去。这是一个失去平衡的世界。在未来的25年内,这些富国将增加大约5000万的人口。而这些穷国则将增加15亿人左右。许多人将经历贫穷、失业和醒悟,他们认识到这一全球体系是不公正的……”

    “发展中国家将计划以两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保持增长。但是许多人仍然需要帮助,在穷人和富人的鸿沟间架起一座桥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压力,比如水,将成为核心的问题。相互依赖将更为明显。机遇在不断增加,危险也在增长”

    我想以这样一种观念来结束我的发言,这种观念在一个谈判的时候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一种“我赢,你输”的方式,这种观念也使得贸易谈判可能不同于其他商业谈判的类型。通常,你能够找到“双赢”的解决办法。我想,如果谈判者能够以这样一种态度进行谈判——恰恰是这种态度认为多边和双边的协议推动国内改革以造福每个人——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基础。这就是通过合作,谋求发展。使之成为现实,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个挑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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