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董建华

    主席先生，贵宾们，朋友们，女生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关于这个主题的这个论坛“亚洲正在通过合作寻求双赢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之所以很高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通过合作，我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能保证我们人民的持续繁荣。第二我喜欢，在香港我们体现了这种通过合作来发展的精神。我愿意同你们共同分享这些年来的一些事例，也许你们会在讨论种获得有益的启示。

    亚洲人们为了相互的利益和繁荣而相互合作的景象并不新鲜。在1955年，亚洲和非洲的首脑们，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巨人：周恩来总理，苏哈托总统，Nehrumet总理第一次讨论合作的途径来为他们的人民带来发展和繁荣。我想博鳌论坛是这种方式的继续。

    在Bandung的领导们也有合作的前景，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亚洲被冷战所分裂，这个地区的国家被它们自己的问题所困扰：从二次大战的破坏中恢复到后殖民时期的各种挑战。因此，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去发展，合作，和相互了解。

    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个地区早些年代里生产了一揽子类似的商品：农业和基本物资，简单的手工业产品，这些没有什么贸易的价值。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繁荣来产生多余的资本来投资到其它国家。但是在最近的一些年里，尤其是最近20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的高速发展，使得这个地方的经济大为改观。我们的经济已经分化，我们自己能生产出所有的产品和提供所有的服务，这样就使得这个地方的贸易变得生气勃勃了。我们让资本流动起来，使得区域的投资成为增长的一个重要工具。

    和平和稳定使得这个地区的国家联系更加紧密。和平和繁荣使得贸易和投资变成可能。和平和稳定给这个特定的地区带来了进步和繁荣。在APEC会议上，在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或者称为10+3组织中，我们看到，我们一同努力将我们的地区经济联系成一个整体，我们都希望最终引向首先是亚洲自由贸易区，然后是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接着当然是整个全球的自由贸易区。我想重复吴作栋总理刚才所说的话，如果我们排除其它的贸易伙伴亚洲就不会繁荣。我们必须在全球的基础上相互合作。

    在香港，我们怀着极大兴趣看到而且参与了这种发展，我们的经济模型就是建立在对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流动都开放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为这个地区以及使用和受益的国家提供世界级的商业平台基础上的。

    我们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极大支持和帮助。最近我们达成了一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在这个协议下，香港的一系列手工制品可以从明年1月1日起自由进入大陆。18种服务产业可以进入大陆市场，这是中国在加入世贸后对外开放时间表中最开头的。这会给香港公司进入大陆市场一个很强大的优势。

    而且，香港作为一个商业平台的价值也正在提升，香港正在和珠江三角洲一体化，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有几个主要的跨边界内部项目，公路，铁路，桥梁——所有这些纽带都会增加香港同三角洲的联系。

    但是也许比这个内部结构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同广东省政府部门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下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合作发展包括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经济。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地方经济。今天，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有大约6千万人口，2500亿美元的生产总值。在未来10年的时间内，我们相信，这个地方的生产总值将会达到5000亿美元。如果把这个地区看成一个国家的话，将会是10年内世界上排第11位或者第12位的经济大国。

    在这个礼拜早些时候，香港和上海这两个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同意发展更紧密的联系，已经确定了七个合作领域，包括运输，航空和港口，物流，投资，贸易和金融服务。在这些领域我们会寻找一些途径，来平衡我们未来的力量从而获得双方的利益。

    我愿意告诉你们我们同珠江三角洲，同上海以及同长江三角洲的合作协议，这些模型是为了引向双赢发展的合作。在每个协议中，我们将香港富有竞争力的优势，我们世界级的商业和金融服务产业，我们友好的低税率商业环境，我们优良的内部结构以及我们廉洁高效的政府同我们合作伙伴的富有竞争力的优势联系在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1+1大于2的总体环境。

    我们香港在前进。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我也想抓住这个机会讨论以下另一个话题，也是我们尤其敏感的话题，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通常是指为抵御外来力量的所造成的安全和领土完整问题的保卫。这个概念通常用在军事防卫上面。然而，近年来，资本运行的自由化，金融市场国家联系的增强，市场经济的出现，都导致了国际资本流动不时地剧烈波动和不稳定。这些波动的资本流动，伴随着脆弱的银行体系，不良的政府合作，不恰当和不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就会危机到这些经济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如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所以，“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也就扩展到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实体的货币或者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完整性。在国家安全这个问题上，政府有责任采取合适的措施来保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安全，以对付外来的冲击，尤其是会毁坏系统稳定性和对通货及其它金融市场的攻击。

    亚洲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了严重的威胁。首先是亚洲一些国家的通货危机，发展成为银行危机，几乎。导致了危机受到袭击的国家金融体系崩溃。引起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经济过热，不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脆弱的银行系统和不充分的政府合作等等。然而，那个时候经历的冲击和动荡加剧了，通过攻击高度敏感的机构或者通货和其他金融市场的保障基金。

    保障基金可以通过主要国际金融公司调整他们位置的大小来影响市场活力，这和受到攻击的市场的大小有关。大而且集中的位置会扭曲市场的正常功能，压倒价格监测功能。换句话说，保障基金会使得价格和其他市场的形势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就算这种发展的程度和他们的基础并不相适合。这会导致市场的急剧动荡，并且产生威胁系统稳定的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池塘里的大象”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好几个国家开始采取措施自我保护。当然，紧接着在1998年8月香港启动了股票市场之后，我们也这样做了。马来西亚采取了兑换控制措施，这些到现在为止还发挥着作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采用了类似于新加坡模型中的限制非本国居民借贷国内货币的新法案，为了防止投机者造成巨大的短期存款来对他们的通货造成不利影响。银行的报告要求也更加严格，为了能更好的跟踪跨国的资本流动。由于他们的这些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经济的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合作进步了。

    简单地说，为了保证经济安全，每个经济体都必须加强他们自己的银行系统，政府合作，以及防止经济过热而造成的泡沫经济。但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来监测，掌控，至少是使得保障基金的运作更加透明。

    然而，随着这个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急待解决，亚洲金融危机已经成为了一个褪色的记忆。亚洲中央银行必须继续加强他们的合作，这非常重要的。建立亚洲纽带基金就是一个已经采取的措施。不要忘记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这比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大厦还要重要。这对于那些实行自由浮动利率的国家尤为重要。这座大厦的建成将会帮助保护我们经济，不受到动荡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而资本流动本性上就是不稳定的。

    女士们，先生们，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城市。香港还是亚洲的国际城市。我们是优良的交通枢纽，这个地区的所有主要资本和商业中心到香港所需的时间都不会超过3-4个小时。因此，我要抓住这次机会，邀请在座的所有人，那些经常来香港的人和那些从没有来过香港的人，都来光顾香港，来开拓双赢发展的机遇。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