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贸易代表 查琳·巴尔舍夫斯基
谢谢，我对举办这次非常及时和令人难忘的活动表示祝贺。
这段时间里美国的报纸对中国有大量的报道－ 一些报道是关于中国经济以及出口发展不同寻常的轨迹，一些是关于杨上校两周之前的航天之行。从美国的视角看，这些事件有些共同之处：它们早就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可一旦发生仍是令人惊叹。在令人忧虑的美国经济这个近期背景下，以及在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远期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非凡崛起促使很多美国人对自己、对美国的前景以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行更加仔细的审视。
这场正在美国浮现出来的辩论，意味着过去两年中颇为风平浪静的美中整体关系正在接近一个敏感阶段，而这个阶段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会远远持续到我们任何可能的周期性经济恢复之后，远远持续到明年晚些时候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这个事实要求太平洋两岸都做些认真的考虑；这样，今天下午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对目前发生的事情做点探讨并考虑可能怎样应对。
背景
作为探讨的开始，我们可以指出，两国的政府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象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争议和口角了。没有必要叙述那些争议的细节。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注意，那些辩论表面上看是关于非常具体的的问题，实际上它们是直指美中关系核心的问题。实质上，我们两国那时在问的是，尽管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对世界看法不同，两国政府能否发展一种冷静、友好和互利的关系？
这个问题转而反映了一个让人头脑清醒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巩固的中美关系的理论基础已经变得严重过时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北京的访问、上海公报和那些年里以安全为基础的两国关系都是基于一个印象，那就是苏联对两国都构成威胁。这个威胁不复存在，两国关系的主要支柱也随之失去了。20世纪90年代，辩论转向了两国政府的长期意愿：能否找到冷战时期安全考虑的替代物来作为两国整体关系的基础；如果能，那个替代物可能是什么。
随着1999年的两国WTO协议和其后一年关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辩论，到2000年，两国政府事实上已经过努力达成了一个新的、相当稳定的共识。这不是基于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而是三个因素的总和：对于两国关系一旦发生根本性问题将产生的后果，两国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贸易及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成功，两国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在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朝鲜半岛的核扩散风险、中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一系列彼此独立的地区性问题上，两国有着共同的立场。
如此开始出现的这种共识，随着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相互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带来了美中关系大约15年以来第一个持久的平静阶段。但是在最近几个月里，摩擦开始增加，华盛顿对美中关系的辩论已经开始再次上演。
与20世纪90年代的辩论相比，这些摩擦目前看来并不直接指向我们两国政府政治关系的核心。相反，它一直集中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但是，其重要性不应低估：在短期，华盛顿的辩论可能波及到政治领域，影响到明年总统候选人的对华政策，可能导致采取影响久远的政策措施；从长期看，华盛顿的辩论所涉及的是处在中美关系中心位置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
关于美中经济关系的三点评论
1、美国的经济形势
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背景是，首先，美国经济衰落已经持续几乎3年了。2001年和2002年，美国就业下降，标志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首次出现这样连续2年的削弱。出现连续第3年就业下降看起来是可能的，虽然还不能肯定，如果发生，将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没有先例的事件。
这些就业岗位流失的大部份发生在美国的制造行业，横跨了轻工消费品行业到工厂重制造业到高科技行业。2000年以来－
－美国服装业就业降低了120,000人，
－半导体行业降低了70,000人；
－铝业降低了20,000人；
－纺织品行业降低了110,000人。
与此同时，美国经常项目下赤字扩大非常严重，现在达到了大约5000亿美元，也就是占几乎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个水平是宏观经济学家们经常和出现剧烈、动荡的结构性调整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不平衡的大部分发生在商品贸易中；而且在过去几年里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锐减，这意味着缺口不仅更大，还集中在美国经济最令人担忧的部分，而且不再得到外国在美国新创造的就业机会的补偿。
在这些之外，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和电信能力的迅速发展使时间和距离不再成为障碍，意味着中层、所谓的“白领”服务性工作岗位向国外的转移，虽然速度相对较慢，但仍引人注目。对此的预测是到2010年，美国公司将把从事会计、客户服务、医药、软件发展与研究的300万个工作岗位转移到印度、菲律宾、俄国、波兰，以及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中国。
所以美国的报纸充满了关于工厂关闭、市长们忧心忡忡、白领工作岗位丧失、焦急的家庭、贸易竞争以及潜在的经济长期低迷的报道。这些总是意味着对政府采取建设性应对措施的强烈压力。请记住，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三位在谋求连任的竞选中被击败的美国总统中的每一位都是在经济衰落和就业减少的一年中失败的。
接着还有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它的答案还不清楚。一些人士坚持认为，美国的经济难题主要反映了少数几个短期或者中期性的问题：高科技行业在周期性衰落一段时间后是会复兴的；政府关于税收和预算的决定是可以撤销的；如此等等。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是一场更长期性的、变革性的结构调整的先导，这场调整由迅速崛起的中国和兴起步伐稍缓的印度所引发，而中国、印度在低成本生产的能力和高精尖信息产业这对曾经一度被认为不太可能的搭配中扮演主角。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合起来有23亿，有着用之不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还有用之不竭的智力资本供应。这对于美国从事制造活动以及高附加值的应用系统都有着潜在的深远意义。
2、中国的成功
现在把美国目前的状况和中国的做一个比较。中国当然继续迅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向美国出口的成功－美国接受了中国向世界出口的1/3，并且一直保持着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使我们与日本的历史性不平衡黯然失色。
给大家提供一个进口总计数字：从1997到2002年的5年中，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从620亿美元跃升至1250亿美元。2003年中期数字显示2003年将达到1500亿甚至1600亿，这使中国在向美国的出口国中超过了日本和墨西哥，仅次于加拿大。更详细地说，关于贸易趋势有三个特点，加上一个相关的外交问题，特别引起人的兴趣：
第一，总计数字代表了在很多不同行业的广泛增长。它们跨越了从非常劳动密集型的领域，例如服装、玩具和鞋，到较为资金密集型的领域，例如电话、微波炉和计算机硬件。因此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长不仅迅速，而且集中在经济中最容易注意到的部分，即美国人在当地市场上、在壁橱里、在他们的厨房桌子上和办公桌上看到的那些东西。
第二，这些行业其中有些是历史上就被认为是对进口产品敏感的领域，最显著的是纺织业和服装业。在这里，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很可能大大加剧美国国内的压力，由于中国是在取消管制的相对较少的几个主要类别中迄今为止的主要受益者。一个例子是婴幼儿服装，管制是在2001年解除的；中国在2001年出口了360万套(每套十二件)，2002年出口了2100万套，今年很可能达到3500万套。确实，有些多年来一直报怨纺织品配额的国家现在悄悄地在问，鉴于中国的崛起，配额分配体制的终结是否仍然正确。
第三，中国的出口产品正在迅速向高档化发展。1992年，当克林顿总统和老布什竞选总统时，中国的出口产品还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品上。玩具、服装和鞋类就占了中国向美国出口的40%。现在它们在大得多的出口总量中只占20%。增长最快的领域是电话、摄相机、计算机硬件和类似产品。除了少数几个行业以外，中国产品还不象韩国的半导体芯片和日本的汽车那样同美国产业构成直接竞争，但是那一天正在比美国的大多数人短短几年前所预计的更快地到来。
第四，我们注意到一个相关的外交趋势。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并行的是中国作为地区性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作用，而且这正在造成一场可以感觉到的亚太地区权力和影响的转移。最初以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最近以关于建立中国－东盟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在坎昆二十一国集团会议上的立场和作为亚洲出口产品的最大地区市场的角色，中国正在发挥亚洲经济领导者的作用，而这曾经是没有争议地分配给日本的。中国在本地区政治和外交上随之而来的影响主要是出于其作为亚洲增长经济驱动力的新兴作用。而且，这也同样对美国有着潜在的深远意义。
3、有关背景的几个要点
首先，美国经济面临着一些眼前的经济挑战和更长期性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主要是通过经济有效的利用美国市场。可是我们还需要考察第三点作为背景，即：这当然不是中国在损害美国的情况下获得自身增长的一个故事。确实，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中国用出口盈利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券，帮助提供资金解决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就是一个证明；特别是有三个侧面为进行更加精确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美国从其他一些来源的进口也增加了。2003年，中国是增加最快的非常大的出口国，但是越南的出口增长就百分比而言比中国快得相当多。即使是从绝对数字看，从1997年到2002年，中国向美国的630亿出口增长比欧盟的680亿出口增长要少。而且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中很大部分是主要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结果，同时也是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特别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包括来自北美、欧洲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在过去5年里几乎没有增长。而且中美贸易的增长是双向的，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进展很好，虽然是从一个较小的基数开始的。
相似地，生产行业的就业削减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就业削减的80%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有关生产能力的其他效率提高有关。就业削减的20%是由于贸易和其他措施，尽管在美国经济的某些领域－比如说纺织品业和钢铁业－ 20%很可能是低估了。除了美国工厂里采取措施提高生产率所带来的就业削减以外，美国萧条的就业市场也反映了高科技领域需求的疲软和向欧洲、日本和西半球出口的不景气。中国在这些现象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
而且，最后，中国将其经济决策很大程度上调整为以实现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为目标，这个策略被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所长期采用。日本、韩国和几个东盟国家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工业化的，但美国经常把这种策略看作是只重商业利益的，特别是当出口国同时存在市场准入的障碍时。因此这个策略会引发紧张局面就不应该让人惊讶了。
政治含义
所以，近期的前景是颇为艰难的美国的制造业处在压力之下；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不仅增长迅猛而且极为醒目；并且，美国的整体经济可能会连续第3年经历就业削减。除此之外，美国正在开始感觉到在未来面临更广范围的潜在竞争威胁，更高附加值的应用系统和就业岗位向中国这样的国家迁移过程中的早期动作预示着这种威胁。
这把中国放在了国会以及下一年总统竞选进行贸易政策争论的中心。也许更重要的是，这还为开展一场辩论创造了因素－对与中国的贸易经济关系、对只重商业利益做法的指控以及对美国的竞争力威胁的辩论，这场辩论与20世纪80年代对与日本的贸易的辩论是有可比性的。关于日本的那场辩论持续了10余年，随着它的进程，美日贸易关系被认为是与日本整体战略关系中一个重大的脆弱之处。虽然有些困难，但那个脆弱之处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日本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国；这一点总是会对关于经济问题的国会决定和行政部门的政策发挥抑制性的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和中国不是条约盟国。虽然我们两国政府在有共同基础的问题上可以而且的确密切协作，比如北朝鲜问题和恐怖主义，但我们的安全关系颇为复杂，有时候容易波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方面对美中两国关系整体稳定的重要程度远远比经济对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经济方面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导致的潜在政策后果已经从两项由产业界发出的呼吁中显现出来。一项来自象全国生产商协会这样包罗众多团体的组织，焦点是声称中国的货币币值被低估，敦促中国让人民币在全球资本市场象美元和欧元那样汇率浮动。第二项来自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服装和织物实行紧急限制。
对这些呼吁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但这些呼吁没有被轻视。它们从政界得到了相当的支持：7位参议员，包括纽约州，北、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代表已经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除非中国同意其货币汇率浮动，否则将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关税。另一批人，由美中贸易关系的传统反对者组成，提出了一个有些陈旧的建议，要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还有一个，要求根据贸易法对中国的货币措施进行调查。
这些提议很少能成功地变为法律。而且它们并没有获得普遍的支持。美国金融业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是被低估了，而且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因素；可是这些团体也认为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有风险而倾向于反对这样做，特别是在对银行业没有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它们在华盛顿的辩论中起了某种道德力量的作用。
但是，立法建议的提出是国会意见和更广泛的美国社会意见的指示剂，而且是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如下这些事件就是证明：美国商务部长最近决定对中国20个行业中的非公平贸易做法进行监控；在美国财政部长9月对北京的访问中，美国行政部门决定要求早日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美国行政部门对于要求对如手套和睡袍等纺织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几项投诉给予考虑；以及坎昆峰会失败后一天左右美国商务部长非常尖刻的言论：
“美国的生产商们能够和任何国家的白领和蓝领工人竞争，但是我们不会容忍和别国被绳索拴住领子的工人(choke collars)进行竞争。”
同时，为两国经济关系辩护的人士感到压力和担忧。例如，两周前，众议院宣布举行一次关于同中国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听证会，发现政治压力如此强烈，以致于长期支持美中经济关系的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公开为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进行辩护。无论是通过斯诺部长的访问还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美国行政部门显然没有能力在人民币问题上取得进展，这只会加剧这些压力。
可能的应对措施
这样就有了背景。从政治方面而言，两国经济关系处在严密审视之下；就经济方面而言，不平衡相当大，而且造成了一些风险。共同的安全考虑作为起稳定作用的因素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挡美国采取激烈的政策措施；但是美国经济的困境以及总统选举的压力可能起更大的相反作用。
如何应对呢？最终，如果中国不能被看作认识到了全球不平衡所导致的问题并且愿意对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中国将会越来越广泛地被认为是造成问题的原因。这在短期内可能意味着带来政策后果，长期看可能把我们推回一个其基础从根本上弱化了的更为波动的战略关系。
在另一方面，有些领域可加以注意，在这些领域中有切实的选择可以用来处理提出的这些问题。例如：
第一，全面执行在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WTO承诺，这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能加速执行某些承诺，将是有价值的。美国政府、美国商会和其他组织的报告指出了中国执行承诺做得好的领域，例如按照时间表降低关税。但是，它们也引述了在众多领域内对承诺执行的松懈或者未履行承诺。这些领域包括：在大宗农产品领域(如小麦和大米)对关税配额的真正执行；在其他农产品领域对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调一致的实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服务业(如银行和电信)的开放。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听到一些公司指出，政府官员在一些案例中可能还在继续执行技术转让的要求，而这是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所禁止的。
因此，全面履行WTO承诺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加速执行某些承诺，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也可以是对缓和紧张形势有进一步帮助的方法。为使美国企业对中国贸易的支持得到恢复，一个同样重要的方法是取消某些新法规中有问题的条款，这些条款阻碍或限制了包括从化妆品到建筑业的多种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这些条款违背了中国加入WTO所做承诺的精神(如果没有违背其文字的话)，而且看起来与中国新一届高层领导人范围广泛的市场导向的政策不一致。
第二，对中国货币政策提出的那些疑问是严重而复杂的，使中国面临艰难的抉择。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谨慎从事的很好的原因。马上重新确定人民币币值无论是对银行或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还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言，都使中国面临若干风险，给美国和亚洲对中国的出口也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不迅速实行货币可自由兑换，还有其他稳健的措施值得研究考虑：研究全球金融和中国金融的有信誉的分析师们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如果能在某个更高的汇率上把人民币和美元重新挂钩，或者采用一个更宽的汇率波动区间，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经常项目下的不平衡，而且有助于缓和热钱流入中国造成不稳定的趋势。然而，即使是对汇率政策的有限改变也应该伴之以银行业的认真改革，如果未来将采取更激烈的措施的话，那么这是绝对必要的。此外，通过采取精心设计、认真监控执行的措施，鼓励货币从中国流向国际市场，比如投入外国的退休基金，是中国表现愿意纠正人民币币值低估带来的不平衡的另外一个方法，这也可以表现领导层对货币市场的信心。
第三，中国可以进一步改革对出口商的增值税退税政策。这些政策，是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促使而采取的，目前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财政上的挑战，中国政府对企业的退税付款已经滞后几年了。美国人认为我们在和中国政府提供的出口补贴进行竞争，而中国政府已经低估其币值，而且中国的出口商本来已经极具竞争力了。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成为持这种看法的美国人担心的缘由。中国上个月采取的把退税率从平均17%降低到13%的措施是积极的，但如果仅采取这一项措施很可能还不够。
最后，中国也许可以采用一套其他的选择，从而把出口获得的盈利重新注入全球经济循环，并在中国增进企业和个人福利。如果仅仅采取其中某一项选择，很可能哪一项都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每一项都可能有助于创造一个氛围，即：中国被看作正在采取合作态度解决一个重要的全球不平衡问题。这些选择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 允许外国人更容易地购买中国公司的证券；
－ 继续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长期财政债券；
－ 允许中国游客、学生和商业旅行者携带更多的钱到海外；
－ 允许公司保留从国际销售获得的外汇，这将有助于刺激企业之间的贸易；
－ 鼓励中国企业对在美国的生产性资产进行投资；
－ 允许中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外国资产，这个资产多元化策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有意义。
结论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缓和这场辩论，有助于确保中国不背上是一个只重商业利益而对自身更大的责任缺乏意识的经济强国的名声、不面临随之而来的潜在的对抗性反应。这转而将在华盛顿引发一场更有成果的辩论，其焦点将是那些能改进美国自身经济表现的涉及私营领域以及公共政策的问题。但是，采取这些措施的时机并不是无限的。我们正处在两国关系的敏感点，虽然还不是危机时刻，但是这样一个时刻：
－ 商业和农业界的中美关系传统支持者们开始对自己的立场发生疑问；
－ 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压力再次开始上升；
－ 下一年的贸易与政治日历，包括从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到总统大选，将会加剧、而不是缓解这种压力，而且此外将会导致把关于中国的长期辩论被用高度煽动性的话语进行表述；
－ 我们正在开始看到的言论和表达出来的担忧，同15年前关于日本的很相似，可能预示着我们未来会遇到一些非常困难的时刻。
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对此如何应对在于两国政府。
非常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