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施瓦布

    尊敬的各位阁下、嘉宾：

    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能参加这次博鳌论坛，因为借此机会能够吸收博鳌和 Davos精神以及区域化和全球化精神。全球化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区域支柱基础上。博鳌论坛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最活跃的表现形式，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必不可少的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

    因此，中国值此吉庆祥和之季举行这样一种集会是非常恰当和适宜的。近2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现在所讨论的全球化的最佳典范。自从1979年被授予特权追踪有关改革方面的工作以来，我目睹了中国如何从过去经过剧烈变革发展到如今的现状：一个全球的活力地区，心中充满了钦佩。

    中国已经抓住了全球化机会，并且也成功地对两个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贸易和投资施加了有力影响。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6个经济大国。但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已经在减少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长足进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所创下的记录相比：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将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2亿。

    我也深信，全世界将会继续见证中国进一步减少贫困，因为中国的领导人正以坚定的步伐坚持走“具有更高生活标准的小康社会”之路。这种坚定的承诺也同时体现在由前任主席江泽民开创，并进一步由胡锦涛主席和温家保总理发展的“三个代表”理论中。

    正如中国的实际情况向我们展示的，全球化需要一个特别的领导人员，不论改革过程中存在什么困难以及有多么复杂，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并确保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共享利益，都能认真而坚定地执行改革的领导人员。这正是21世纪要求的领导人员，这种领导人不是仅仅由物质满足感驱动，而其主要目标是提高所有人的境况。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化也要求更大的合作，因为现在政府和商业领导所面临的许多挑战都是跨越国界的。作为一个区域，亚洲是一个面对全球化压力下合作的闪耀的指向标。

    但在全球体系中必须强调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而且这种培育全球合作的意识——这种需求——是非常合时机和迫切的。

    全球管理也有史以来再次处于一个关键环节。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最需要的是大家普遍接受的对不同人，不同民族之间相处方式的理解；对全球互相依存问题，尤其是在我们不得不面临全球性的新问题，比如恐怖事件时的管理的理解。

    如同以前建立了二战后体制的领导一样，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构建未来机制的问题。然而现在，我们面临着三个迫切需要解决和采取集体措施的现实问题：

    第一个现实是，在经济世界不断重塑自我的同时，一个方面似乎在20世纪被严重戳伤。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和管理全球事务的方式是1945年之后出现的冷战和格局遗留下来的。

    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中，要求对现存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机构网络进行重新审查。还要求我们对加强机构网络所需要的组织变化进行评估。

    我在此引用一句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对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说的话，“我们不应该回避我们随意支配的规章和工具的充足性和有效性等问题。”

    为了处理全球相互依赖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一个联合国家庭，它包括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组织，要能够处理快速变化的世界带来的挑战。

    在过去几年中，G－8，以及以前的包含主要工业化国家的G－7分组，——已经承担起了管理全球事务的领导职责。但G－8未能反映21世纪的现实。中国至少应该是小组的一部分。不管从哪个角度评价中国——从经济实力，或者其技术领先性，或者它所代表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可以同G－8成员国相比，而且在很多时候，都要比大多数G－8成员更高级。因为G－8成员国中有6个还没有将人送上太空。

    除了中国之外，为了能建立更好的平衡以及更好的代表，我们应该整合世界上其他地方先进的经济力量，比如南亚和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这种分组也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相关多边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不只是客人，而是作为全力投入的合作者，向组织提供额外的全球可靠性和合法性。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现实是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一种危险的谈判压力，这也反映在Cancun谈话未果上。我呼吁今天所有在座的领导人不要放弃这轮重要的谈话，即Doha这轮谈话，其重点在于农业贸易，以及将众多人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我们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人———商业领导，政府领导和政府组织的头目——应该为建立和投资世界贸易组织作出贡献。我尤其要提出的是中国的领导，一个相对新的成员，要在建立被最近一轮谈话加深的南北分立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在激活这些谈话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的扩散不应该遭到破坏，或者成为多边化的替代品。我们不应该忘记，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通常不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小和最贫穷的成员——那些我们必须努力全面和更加平等地将之统一到国际贸易体系的成员。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对共同的全球命运负有责任。这要求双边和区域化总是要统一到全球途径中去。

    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在见证全球经济的恢复，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并且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以及财政体系方面都显示出了不稳定的失调。

    这些失调并非新出现的，但目前的水平却是前所未有的，也从未如此不确定。

    最后，商业信心以及强劲的经济增长都是建立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稳定以及可预测性基础上的。

    因此，如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从长期角度明确失调的体系。过去，全球金融体系可能显示明显的弹性，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如何确信这是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具有最优的机制。在这方面，我主张国际共同体利用G－20中更多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监管——这里尤其指出的是亚洲成员：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为可持续化的恢复关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建立一个长期稳健的框架。

    我感到非常振奋，因为我们可以应前面提到的反映全球以及区域水平合作主题的三个迫切现实情况下聚集到这里。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挑战已跨越了传统边界。不管是政府，还是商业，或者是任何其他一个行动者都不能应对全球或区域问题的挑战。我们需要多元化的能够将所有决策者集合到一起的平台，来提高世界格局状态。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平台，博鳌论坛也是一个平台：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对话的框架，而且提供了一个共同定义挑战，共同确定目标，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共同创造解决方案的流程。

    让我们振奋精神，携手共同创造我们共同的全球未来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