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

史蒂芬·罗奇

    在过去的1/4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任何国家都无法保证能一直保持现状不变。进步肯定会带来新的问题，因应而调整发展对策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也不例外。目前有迹象表明自1979年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我有信心中国将能随机应变。否则的话，这有可能导致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出现大倒退。

    好的消息是，中国正在这样做，并向世界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其发展模式即将进行重要的调整——即从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增长转向以消费为主向的增长。这种转变将不会是突然的，但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中国越来越重要的增长特点。其首要目的是进一步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它还可能对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发展动向的意义是不应低估的。我的感觉是，作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即将进行的再平衡将被载入史册。

    这一结论与中国刚刚颁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将进行的调整实际上很简单：在过去的二十七年里，中国非同寻常的发展历程主要是建立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之上——是靠大量国内储蓄的再利用来实现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增长。这一策略目前已不再有效了。中国的高层官员认为，现在应该转向逐渐依靠个人消费的、在较大程度上可自我持续的国内需求模式。对于这个重要的结论，我是赞同的。再平衡不仅可以使中国更有效地应对内部和外部的失衡问题，而且还可以使改革进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使中国有机会把注意力转向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质量层面。

    不作为的后果

    中国再平衡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从纯粹的宏观角度看尤其是如此。中国经济目前对出口和固定投资的依赖性过大。取决于所用的计算标准，这两个板块目前共占中国GDP的70%至80%（参见表 1：失衡的中国GDP组合）；两者并仍然以大约25%的年增长率继续增长。如果让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就会有威胁。多年快速的出口增长已导致了严重的贸易磨擦并且加大了保护主义的风险。如果中国的出口继续无限制地增长，这些压力只会增大。最近华盛顿从政治层面施加的压力，仅仅是规模可能更大得多的冰山的一角。[1]

表1 失衡的中国GDP组合

    此外，投资如果持续猛增，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从本质上讲，中国是一个高投资的经济体。鉴于过去27年超凡发展及其近期向西部倾斜的发展模式，投资仍然会得到基础设施、城市化和持续工业化等诸多因素的很好支撑。但是，按照每年25%幅度的持续快速增长，投资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例（2005年达到45%）将会有突破50%上限的危险。即使在日本和韩国以前经济发展全盛时期，这一比例也从来没有超过45%。中国在钢铁、机动车、铝、水泥和化工领域的产能过剩情况已经很明显。无限制的投资如果继续下去，只会使这一问题复杂化。

    从一个不同的但却同样重要的角度看，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模式的可持续性也会令人置疑。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的外部矛盾越来越令人担忧——尤其是过去4年，工业产出大幅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6%。制造活动的无限制增长已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恶化、工人安全问题和中国战略性原材料供应链的间歇性瓶颈——特别是石油和工业用金属。近几年来，中国在全球多个大宗商品市场的需求比重大幅度上升——致使原材料价格猛涨并给许多企业造成严重的成本压力。这些不断加剧的外部矛盾充分表明，中国已开始承受其本身成功所造成的种种压力。2006年初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令人惊讶的10.2%的年增长率，这仅仅证明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增长率越高，外部矛盾就越令人担忧。中国不能失去对强劲增长势头的控制。

    同样，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占2005年GDP的47.3%）和服务业（占40.3%）的组合还表明，中国经济在另一个层面也出现了扭曲。按照定义，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度很高的活动。因此，对于中国创造就业的挑战来说，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机会。然而，以制造业主导的增长势头却使中国走向了另一条路——事实上是向增长倾斜，而不是重视就业。这与以改革为导向的体系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还不断在裁员。中国所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更好良方是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只有实现经济组合的转变，中国才能纠正这些失衡现象，避免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影响。

    再平衡策略

    好消息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刚刚制定的十一五规划谈到的全是即将进行的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它突出强调了再平衡的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是适当调整总的发展目标。该规划提出到2010年期间实际GDP平均增长7.5%，这明显低于前25年9.5%的平均增幅。这不应被看作是令人担忧的下降，而应被看作是为提高中国增长质量而做出的努力。这里关注的不仅仅是上面提及的超速增长所造成的外部矛盾。还有令人担忧的是过去3年里红火的10% GDP增长已使收入不均现象进一步扩大。这些发展势头加剧了不稳定的风险，而不稳定因素一直以来是妨碍改革前进的最大威胁。这是中国高层官员的底线。正如温总理最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所强调的，“中国绝不会在改革上倒退。”把增长目标从数量转到质量，应当被看作是中国坚持改革承诺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二个方面是政府准备在未来五年调整GDP增长的组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该委员会的主任马凯率先强调了增加消费和服务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的必要性。[2] 他还强调了加强安全网的紧迫性——不仅要包括社会保障，而且还要包括农村地区的医疗和教育。要完善收入保障，进而降低过度的预防性储蓄，这被认为是必要的，而过度的预防性储蓄一直在阻碍着个人消费的增长。中国经济活动组合将发生转变在数字和时间上可能产生的差异，与未来5年比较温和的GDP增长目标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在新增消费支持到位之前，来自出口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动力可能已减退。

    金融改革是中国再平衡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重点主要是放在银行业改革上。然而资本市场也是同样急切的需要进行改革，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最近，货币改革已引起相当大的注意，这部分体现在与美国日益紧张的双边贸易关系上。中国于2005年7月开始实行新的外汇体制，这是在这方面迈出的令人鼓舞的第一步。与此有关的是，中国高层金融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积累过多表示了担心。对实际经济进行再平衡，增加国内消费，将会使中国进口实现更快的增长，同时缩小贸易顺差并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增速。因此，对实际经济进行再平衡可以使中国在扩大和深化金融领域改革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不好的消息是，中国境外的许多人并没认识到这一点。许多外国的政治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家——认为大幅度和快速的货币升值应是任何中国再平衡策略的核心。一些学者也得出同样的结论。[3] 由于中国在金融领域进行的改革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中国强调大幅度的货币调整有可能对体制的稳定造成冲击——尤其是对银行体系和国内中国公司外部风险承担造成的影响。我认为这些担忧是不无道理的。还有一些人指出，在过去10年里全球化降低了货币调整的宏观影响——意思是中国和世界将要承担很大风险而实际上受益很小。[4] 只要中国在把经济增长组合从外需转向内需上取得进展，再平衡就会成功。战术由中国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贯承诺的让货币循序渐进的升值看来十分有道理，也很可取。

    影响

    中国再平衡将对中国以至全球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从出口和投资转向消费，再加上这种再平衡所意味的总体GDP增长的适度调低，很可能会对世界上对“中国因素”的许多观点提出挑战。我认为有三个潜在的影响极为重要：

    大宗商品市场 投资增长放缓可能会减低中国在众多工业商品市场需求一方的影响力。2005年，中国虽然仅占到世界GDP的4%左右，其对铝的需求约占全球总量的25%，铜、钢铁和煤的需求约占全球总消耗量的30－35%（参见表2：激增的中国原材料需求）。按照十一五规划，未来几年中国工业活动的速度将会放缓，工业原材料市场需求方面的压力也会随之缓解——这意味着商品价格上涨风险会下降，而此时大部分商界人士和投资者正相信目前的“超级商品周期”会继续攀升。中国在新的五年规划中还提到将致力节约能源——目标是在未来五年把每GDP单位的能源耗用量降低20%——也可能会推低油价和成品油价格。“资源节约增长”现已成为中国宏观界的一个重要共识。

表2 激增的中国原材料需求

    货币与贸易紧张关系 由于要进行再平衡，中国可能会更倾向于人民币升值，把它作为促进从过度出口增长的转变和刺激内需的一个手段。升值的幅度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将仍然取决于其金融系统是否稳定。拉动消费的举措也会增加中国进口的需求，降低中国的净出口顺差，进而为日本、台湾和韩国等主要亚洲贸易伙伴提供支持（参见表3：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流）。人民币升值加上外贸顺差减少，应能有助于缓和目前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一股反华贸易情绪。

表3 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流

    中国的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不会在一夜间改变。然而他们将在未来的3－5年担当重要的角色。发改委的马主任强调，重点将首先是建立消费市场的基本设施。这意味着重点将放在涉及分销和运输服务的劳动力密集行业上——表明了机遇不单只存在于批发、零售和全国性运输业，同时也存在于以电子通讯为本的贸易零售系统。以人民收入和安全网保障得到改善为前提，中国消费品行业在未来几年的成长，应会体现在价值链上从软产品到硬产品的迅速提升。重要的是，根据进入世贸（WTO）协议，外商跨国公司三年内将获准进入中国更广阔的零售交易领域。

    中国消费者的问题

    在分析中国再平衡的前景时，我们应对消费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这方面，中国长期缺乏宏观规划。2005年，个人消费比重跌到了创记录低点，仅占中国GDP的50.7%，大大低于世界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的65% 标准水平，并与美国消费者的过高消费比重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见表4：两类消费者）。迄今为止，现代的中国还没有解决消费问题是有理由的：过去27年总体经济从国有体制向私有体制进行历史性转变。在转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这使消费者信心受到了重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国的改革本身就存在反消费的倾向。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精神表明，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是时候改变。

表4 两类消费者

    不幸的是，我们不很了解中国的消费者，中国亦是如此。现有的数据很粗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反映其近代消费趋势的具实质意义的历史资料却很少。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份根据盖洛普对中国消费者进行的调查结果而作出的研究报告。[5] 刚开始，我认为在这个13亿人口国家进行调查这一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但盖洛普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着科学的调查业务，他们肯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最后他们对1994年以来中国消费者态度进行了全面的研调。最近的抽样调查是在2004年进行，大约3,600名被访者是按照盖洛普所谓的“概率与规模相称的抽样设计”挑选出来，领域覆盖中国各地城市和农村。另一项调查目前正在进行，初步定在今年秋季公布结果。

    我发现调查结果很吸引人。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中国消费者的经历中加入了细化的内容，但他们也揭示了中国一些极为重要的宏观异常情况。在新手看来，盖洛普抽样调查揭示了很多有关中国新兴消费者微观特点方面的情况——即在目前起主导作用的喜好上具体产品的变化。从下面的表5“中国消费者产品拥有情况”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主要家用产品的普及率大幅度上升。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的消费以极快的速度转向了电子类产品——特别是电视、电话（固定和移动）及计算机。相比之下，除了微波炉之外，比较传统的家电——洗衣机、电冰箱和音响——普及率的增长是落后的。把盖洛普的调查结果与摩根士丹利有关范围更广的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将稳占世界上在线消费人口最多的地位。[6] 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在2004年跃居全球技术、媒体和电信市场第二位后，2006年可能会跃居首位；按照我们的预算，到2010年中国将远远领先于美国。这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新消费群体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

    盖洛普的调查结果与我们所掌握的中国宏观消费情况也很吻合。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吻合证明了众所周知的中国消费者分为两类的状况——即生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是人人皆知的——2004年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约为2,950美元，是农村家庭收入990美元的三倍。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中国家庭对于认为需要多少钱才能“生活下去”而作出的回答。城市的工人认为，平均生活费用应高于年收入的10%左右。在农村地区，生活费用与家庭收入的差异大约为17%——这表明中国57%仍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或者说7.45亿人）在生活方式上有相当大的压力（参见表6：分类两类的中国消费者）。这种结果也很适用于盖洛普有关个人储蓄的相关提问的回答。家庭对每年能留出的金额的不满意度在上升。2004年，参与盖洛普抽样调查的所有中国人中，有68%的人对自己的储蓄能力不满意——与1997年61%的数字相比更加恶化了（参见表7：中国的储蓄人气）。

表6 分为两类的中国消费者

表7 中国的储蓄人气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不解的结果。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家庭储蓄率约为目前收入的30%。据此，中国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是储蓄倾向最高的。但是盖洛普的调查却表明，消费者对自己的储蓄额极不满意。从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导致了社会主义从生至死的保障制度的全面瓦解，以前的体制为大部分工人提供工资、住处、医疗、教育，甚至食品补贴，这是中国最烦恼的问题之一，而对这种明显矛盾的解释又直接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核心。仅仅从1997年以来国有企业的裁员就超过6000万工人，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就业和收入的不安全感已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心病。人们担心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下岗，加之没有安全网，这就大大刺激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预防性”储蓄。我认为，在中国建立安全网和找到新的创造就业渠道取得重大进展之前，对储蓄的不满意度仍会非常高。仅这一点就会使中国难以实现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的转变。

    这一切的主要风险是时间——中国消费者的成熟过程是很缓慢的。其原因在于，这一过程可能会因一代人的惯性思维而成为一个漫长的爬坡过程。如今的中国成年人遭受到改变一生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冲击。过去曾提供 “铁饭碗”式最终保障的国家，已不再是维持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可靠保证。曾经历过这种痛苦转变的工人，很可能不会有减少预防性储蓄的信心。经历过大萧条的这一代美国人也有非常类似的心态，他们再也没有买过股票。这可能需要（没有改革记忆的）新一代中国消费者来打头阵。对于即将进行的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前景和带给中国消费动力的机会，我是非常乐观的。但我也注意到，这一过程可能会比我猜想的或中国所希望的时间要长得多。

    中国一直是有众多消费者的国家，并具有几个世纪以来让西方怦然心动的潜力。这些庞大的数字一直是中国消费情况最吸引人的方面。试想一下，如果13亿人开始多买任何一点东西，那会是多么巨大的数字！中国的消费不仅仅在本国GDP中所占比重很低，而且作为占世界人口20%的消费者其消费额只占到全球的3%左右（参见表 8：全球消费者比例表）。中国消费者具有的潜力，对21世纪的全球经济来说，很可能是最大的机会之一。与以前不切实际的希望不同，这种希望看来是切合实际的。

表8 全球消费者比例表

    意外的结果与全球劳动力套利活动

    当然，在中国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关键时刻都会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但中国始终在坚持这一路线。最近出现的疑虑是，中国的成功播下死亡的种子——即这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正面临工人快速流失的危机。[7] 如果这一论点是对的，那么工资将会过度的上涨并使经济失去竞争力，一般来说会影响到中国保持经济增长所迫切需要的就业和收入保障——尤其是消费需求。依我看，这种担忧与以前的担忧一样被过分渲染了。

    历年有关工资上涨和工人短缺的零星报道可能是事实，但简单的把它归结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宏观趋势——即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成过去——是经不住认真推敲的。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工资情况。[8] 该报告是根据中国总体经济的全面工资数据编写；唯一的缺撼是这些数据截止到2002年。劳工统计局的这份研究报告确实找到了让人感兴趣的中国工资快速上涨的证据——1999年至2002年期间年均涨幅为12%，而在此前的五年间平均增幅仅为2.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末日的开始。事实证明，中国工资的加速上涨根本就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

    即使在经历了四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2002年整个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达到0.57美元——事实上是美国同年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3%。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2002年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墨西哥和巴西报酬水平的25%，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即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水平的10%，而且只是日本和欧洲标准水平的3%。诚然，中国工资本身存在差异，可细分为城市企业的报酬（2002年每小时为0.95美元）和农村乡镇和村办企业的报酬（0.41美元）。但这种细分并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尽管经历了数年的工资快速上涨，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仍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较低的优势。

    把劳动统计局研究报告的结论延用于2005年也并不是很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年均工资支出上升了13%，2004年又上升了14%；从历年的报告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的工资水平显然是以接近这一增幅的速度继续增长。这就意味着过去三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报酬的上涨幅度可能很接近1999年至2002年期间所达到的12%增幅。如果情况属实，那么2005年中国每小时的报酬水平仍然是美国报酬水平的3%——根本就没有缩小两国工资水平的巨大差距。最糟糕情况的敏感性分析也不会对这一结果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按照过去三年中国工资涨幅翻一番的另一种假设——即1999年至2002年每年平均增长12%，而2003年至2005年增长25%——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只是美国平均水平的4%。这么小的数字表明这种巨大差异还会持续下去：在很低基数上的工资快速上涨，对缩小与高工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参见表9：全球劳工套利情况）。

表9 全球劳动力套利情况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工资上升不应该被独立评估。当我们对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作出判断时，我们必须把工资涨幅与生产力增长一起比较。假如工资压力上升，但与此同时生产力仍停滞不前，那不是好事。另一方面，如果工资上升，该经济体同时实现急速的生产力增长，那是十分合逻辑——和实际上是理想的。中国恰恰就是后者的情况。中国工业行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生产力增长从2000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增长近20%。幅度比反映在每小时工资上涨12%的成本压力大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仍然得到很好的控制——即便在工资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因此，这也有助于缓解在通胀和盈利边际上面临的压力——与削弱中国的竞争力沾不上边。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货币向上调整肯定会改变国际间工资水平的比例。然而，一直以来约3.5%的人民币浮动波幅对这方面的计算影响不大。当然，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始终持保留态度的做法——对于收窄工资差距可起到较显著的作用。

    我也不同意另一个同样荒谬的观点：即中国将会缺少工人，从而把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一些同样成本很低的亚洲邻国。近些年来，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台湾，工业在就业总额所占的比重实际上一直持续下降。相比之下，泰国和菲律宾略有增长。另外，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自1997年以来已裁减了6000多万工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而这些人在中国的新经济中正在苦苦寻求再就业。与此同时，如上所述，中国的领导层已强调要扩大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并把它作为刚刚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中国真的担心劳动力短缺，那么中国就还会按照资本密集型、劳动力节省型的制造业模式走下去。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不存着任何经济体（包括中国）都会经常出现的专业不对口和会造成磨擦的其他混乱现象。比如，我仍然会听到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纺织工业历年来关于所需青年女工短缺的报道。但是，对于一个仍然有大约7.45亿农村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例外的情况，而不是规律——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世界剩余劳动力最多的国家。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在推动全球劳动力套利活动（即生产从高成本劳动地区向低成本劳动力地区的跨境迁移）中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拥有大量的低工资工厂劳动力资源，凸显了其在套利活动上具备的持久潜力。根据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比较研究报告，2002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员总数为1.09亿——是七大工业经济体合计工厂就业人员总数5300万的一倍多。[9] 这种套利活动也不应被看作是只会在低端职业阶层发生的情况。目前，中国的大学每年都有大约55万名新培养出的工程和科技人员毕业；在印度，这类毕业生的数量每年约为70万。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这意味着进入高技能人才库的人数在过去十年增加了两倍——两国工程和科技的新毕业生大约是美国的三倍。归功于信息科技启动（IT－enabled）的境外操作功能，全球劳动力套利目前也正在这个行业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简而言之，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上失去强劲增长动力基础的危险是很小的。这对增加就业和创收来说显然是好消息——而增加就业和创收则是支撑中国消费的主要支柱。

    风险与希望

    在过去二十七年里，中国的经济进步绝对是非凡的。但现在不是沉浸在成功喜悦之中的时候。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到极限，现在该进行再平衡了。这种中途进行的调整并不是没有危险。与以往一样，对稳定构成的风险是排在第一位的危险，而且国有企业继续分崩离析，失业率上升的风险仍然是这方面最大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不能轻视依靠出口和投资支撑的转型——尤其在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情况下。过去二十五年增幅为9.5%，而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设想，到2010年期间增幅要降到7.5%。长期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一直被视为中国解决改革所造成的失业问题最有效的良方。对于一个每年需要新增大约800万就业岗位才能保持城市失业率稳定的经济体来说，让增长减速是了不得的事情。

    好消息是，中国要信守改革的承诺，并不需要达到9.5%的增长——7.5%刚好合适。我认为中国能够应对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影响有两个理由：第一，国有企业的改革目前进展顺利，每年下岗人数近期有所下降，大约为200万工人——与以前每年近700万人下岗相比大大降低。第二，新规划中强调服务业是特别令人鼓舞的，因为它要刺激的是经济活动中劳动力最密集的行业。由于这两个原因，中国在不影响改革重点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抵御经济再平衡所造成的冲击。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中的产权结构正在经历当代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但是与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中的原始动力相比，这种变革必须包括更多的内容。十一五规划中所设想的再平衡，将可以进一步控制下一阶段的变革。如果一切都按规划实施，不仅目前过大的增长压力可以得到缓解，而且中国还可以实现从注重增长数量向注重增长质量的重要转变。其结果将是增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增长动力，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中国别无选择——必须直接面对再平衡的挑战。这些年来，我已学会了不要低估中国宏观管理者、中国企业领导者和中国人民的远见和决心。他们已多次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我同样相信，他们会同心协力完成即将进行的再平衡。

******************

    [1] 参见本人2006年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全球化与不信任：有危险的美中关系”。

    [2] 参见马凯主任2006年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十一五规划：目标、途径与政策取向”。

    [3] 参见Olivier J. Blanchard 和Francesco Giavazzi合写的“中国增长的再平衡：三项措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5403号讨论文件，2005年12月。

    [4] 参见国际清算银行第75周年年报第二章，2005年6月。

    [5] 参见W. McEwen, X. Fang、C. Zhang和 R. Burkholder合写的“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哈佛商业评论》，2006年3月。

    [6] 参见Mary Meeker写的“全球TMT市场的规模”，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2006年3月23日。

    [7] 参见David Barbosa写的“中国劳动力短缺可能导致贸易转移”，《纽约时报》，2006年4月3日。

    [8] 参见Judith Banister写的“中国制造业的盈利与报酬”，2005年8月的《劳工评论周刊》。

    [9] 参见Judith Banister写的“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情况”，2005年7月的《劳工评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