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伊斯兰教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召开成立大会

　　1952年，中国穆斯林中的知名人士包尔汉·沙希迪、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达浦生、马坚等人发起筹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伊协”)的提议，立即得到全国各地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各族穆斯林的积极响应，并推荐各族代表53人，于1952年7月27日在北京开会，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包尔汉·沙希迪为主任，达浦生等为副主任，并选出37名委员。

　　1953年5月11日，在北京召开伊斯兰教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0个民族的11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简章，简章规定协会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代表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的合法权益，办好教务；团结各民族穆斯林，爱国爱教，发展和加强同各国穆斯林的友好联系和往来，维护世界和平。会议选举包尔汉为协会主任，还选出委员83人。协会最高机构是中国伊斯兰教全国代表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全国性伊斯兰教组织，为政府与各族穆斯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随后，一些穆斯林集中居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建立了地方性的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其中，新疆最早于1956年就成立了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伊协及一些地方性伊协成立后，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与各地伊斯兰教界人士及民族、宗教部门联系，办理内部日常性的宗教事务工作。

　　考虑到让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国穆斯林的真实情况，促进中外穆斯林的友好交往，早在中国伊协成立之前，中国伊协筹委会根据会议决议，组织了中国穆斯林建国后的第一个伊斯兰教朝觐团，恢复穆斯林的朝觐活动。该团由国内各地区的16位代表组成，达浦生阿訇(回族)、依明·马合苏木大毛拉(维吾尔族)分任正、副团长。1952年8月上旬，朝觐团经香港、印度到达巴基斯坦，由于当时西方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政策，还造谣、污蔑新中国消灭宗教，迫害穆斯林教胞等，加上当时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这次朝觐活动未能成功。

　　1955年4月，中国伊协副会长达浦生阿訇以伊斯兰事务顾问的身份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外交史上获得的一次伟大成功，也为中国穆斯林完成朝觐天命创造了契机。达浦生阿訇和其他成员向伊斯兰教国家的代表介绍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中国各族穆斯林在新中国得到的进步和发展。在周恩来总理、埃及纳赛尔总统和沙特费萨尔国王的共同努力下，1955年8月，新中国的第一个朝觐团一行20人，由达浦生阿訇任团长前往麦加完成了朝觐天命，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关注。1956年，由包尔汉任团长的新中国第二个朝觐团一行37人抵达麦加后，曾受到沙特国王3次接见。全体中国哈吉吻了天房玄石，包尔汉还应邀参加了“洗天房”仪式，并接受了沙特国王赠送的天房幔帐和阿拉伯民族服装。从1955年开始到1964年，中国伊协共组织朝觐团10起，共132人次。

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国穆斯林代表团，包尔汉·沙希迪、张杰、刘品一等中国伊协领导人参加会见。

　　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1957年7月古尔邦节，中国伊协主办的综合性刊物《中国穆斯林》在北京出版了试刊号。中国伊协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中国穆斯林》这本刊物向全国穆斯林传达的；全国各族穆斯林的许多动态也通过这本刊物反映出来。该杂志不仅是上下沟通的桥梁，也是各地伊协、穆斯林之间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加强联系的纽带。《中国穆斯林》的创办是全国各族穆斯林的一件喜事，到1959年共出版24期后停刊。

　　1955年11月21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在北京成立。其办校方针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一定经文程度的阿訇。经学院的学生来源主要是具有一定经文、汉文水平并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满拉和海里凡，毕业的学生基本上具有了一定的经文程度及相当于高中的汉语水平，能够处理清真寺范围内的一般宗教事务，具备阅读一般阿拉伯文书籍及做简单的笔译、口译的能力。经学院主要课程有：认主学、古兰学(包括《古兰经》读法、《古兰经》注释)、圣训学、教法学、阿拉伯文学。此外还有文学、汉语(主要对新疆班)、历史、地理、政治等一般课程。

20世纪5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北京东四清真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伊斯兰教经籍的出版和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曾3次影印阿拉伯文原本《古兰经》和若干《古兰经》选本。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出版了马坚翻译的《古兰经》(上册)，包括前8卷，6章，并附有注释和译者编译的《古兰经简介》。中国伊协还曾组织多家出版社及一些阿拉伯语作者共同编印了用中、阿、英、法、印尼几种文字说明的《中国穆斯林生活》、《中国穆斯林》、《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等画册、画片，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译成阿拉伯文，在国内外印发。另外，还编印了用中、阿、英三种文字解说的《北京穆斯林生活》；根据新中国婚姻法颁布所编印的《天经古兰与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庞士谦翻译的《回教法学史》填补了中国对伊斯兰教法学史缺乏专门著作的空白；马坚译释的《教典诠释》成为国内伊斯兰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陈克礼翻译的《回教与社会》阐述了伊斯兰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张鸿韬编写的《清真教典》速成课本，介绍伊斯兰教常识，附有礼拜及大小净示范照片19幅，这些书的出版受到穆斯林普遍的欢迎。另外，马崇义执笔编译的《穆罕默德的生平》；陈克礼根据埃及著名经训学家纳绥夫·阿力·曼素尔所编的《塔志》(意为“圣训之冠”)翻译的《圣训经》（上册）；马坚关于伊斯兰教历史及文化的综合论集《穆罕默德的宝剑》；以及马复初弟子马安礼、马学海合译的《天方诗经》等，对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伊斯兰教，促进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互了解与团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58年秋天以后，随着“左”的思潮对伊斯兰教界的影响，关于伊斯兰教经典和教义及对中国穆斯林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出版工作，沉寂了近20年，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结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