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兰经》的翻译与出版

　　伊斯兰教自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至明代的近10个世纪中，《古兰经》既没有阿拉伯文印本，也没有汉语译本，仅靠手抄经文予以流传。其内容的流传主要靠学习原文和教职人员的口头讲解。因为一是尚未出现兼通阿拉伯文和汉文的学者从事译经工作；二是《古兰经》系阿拉伯文“降示”的经典，用其他文字译经难以表达经文的真谛奥义，故怕失去伊玛尼(信仰)而不敢译经。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通汉语的广大穆斯林迫切要求以汉文讲经、解经，后清真寺经堂教育兴起，由经师用经堂语解其大义，口传心授。同时一些兼通阿文的经师和学者开始了译经的尝试。明末清初（17世纪中叶），伊斯兰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对所引证的《古兰经》段落进行过汉译，19世纪中、末叶出现了马致本翻译的《孩提解释》(即《古兰经》节选本)和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五卷。随着海禁大开，欧洲译本的传入，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才开始了《古兰经》通译的尝试。

珍藏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图书馆的《古兰经》手抄本，书写于300多年前。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图书馆珍藏的手抄本《古兰经》

　　20世纪20年代起到新中国的成立，《古兰经》的全译本陆续刊刻出版，主要有：①最早的《古兰经》通译本是1927年在北京出版的、由非穆斯林的李铁铮根据日文转译的《可兰经》；②1931年在上海出版的姬觉弥等人根据英文转译的《汉译古兰经》；③王静斋于1932年、1943年和1946年印出的《古兰经译解》甲、乙、丙3个译本；④1943年出版于北平的刘锦标译本《可兰经汉译附传》；⑤1947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印行的杨敬修译《古兰经大义》，等等。这些各具风格的《古兰经》译本标志着译经活动在学术上有了可喜的进展，也越来越准确易懂，极大地满足了广大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