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文译著活动与伊斯兰教的民族化

　　明末清初（17世纪中期），继经堂教育兴起之后，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又掀起了一场蓬蓬勃勃的汉文译著活动。所谓“汉文译著”，实际上就是用汉文翻译或撰写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由于译著者都是学通四教（即儒家思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学者，且多用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当时盛行的宋明理学阐述伊斯兰基本教义，所以又有人把它称作“以儒诠经”活动。

　　汉文译著活动从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王岱舆（1584—1670年）开始，到清末汉文译著学者马联元（1841—1903年），共分为三个阶段。前后持续了二百余年。其间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和对中国广大穆斯林起着深远影响的汉文译著，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近年来出版的伊斯兰教书籍

　　从明末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开汉文译著活动的先河，至伍遵契《归真要道》汉译的完成，为汉文译著活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汉文译著活动，主要集中在南京、苏州一带。译著内容与经堂教育及其专攻认主学存在密切的关系，或为经堂教育的读本、讲稿、或为一理论体系的专述；既着眼于教内经堂教育的需要，也为了向教外知识界及其他人士阐述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即内外兼顾；这一时期的译著虽有儒家或佛教的色彩，但伊斯兰教的特质比较明确，除敢于同佛、道交锋、辩难外，还敢于直指宋明理学的一些观点。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克理默解》；伍遵契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此外，当时的著名经师还用汉文(时称“书字”)译著经籍，如马明龙的《认己醒悟》，马君实的《天方卫真要略》，舍蕴善的《昭元密决》、《归真必要》、《推原正达》等。这些译著主要是供读过儒书的经生攻读认主学而准备的，对其他穆斯林人士习学伊斯兰教学理也有一定的作用。

　　从马注开始译著《清真指南》始，至金天柱完成《清真释疑》为止，是汉文译著活力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译著活动，特别是刘智及其著作把汉文译著活动推向了高潮。汉文译著活动已不限于南京、苏州一带，其地域变得更为广泛；译著活动的主流已改变为与儒家学说更进一步的紧密结合；译著的目的也主要转向教外，并希望通过译著取得封建帝王、士大夫和知识界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和支持，还期望消除各教对伊斯兰教的疑议。这样，译著的读者和宣传对象发生了改变，由“不知文者”和专习伊斯兰教的经书者，转向“必通习三教”的人士为主。这样一来，有代表性的汉文译著的单纯伊斯兰教特质已不存在，而形成了显著的伊儒结合的形式，同时表现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双重特征。不再直接批评儒家思想，而是强调和论证伊儒的一致性，宣传“儒回兼通”。

　　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有：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等；金天柱的《清真释疑》。此外，还有与《清真指南》同时刊刻成书的汉文译著，如济水马伯良的《教款捷要》和古燕米万济的《教款微论》等。上述著作中，以刘智的著作影响最大，被认为是将“以儒诠经”运动推向最高潮的代表作，其中《天方典礼》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这是中国伊斯兰教论著中惟一被收入的著作，受到当时及后代回、汉族学者的高度推崇。

中国各族穆斯林在各个时期出版的伊斯兰经书和刊物

中国各族穆斯林在各个时期出版的伊斯兰经书和刊物

　　由于所处时代的社会大背景发生了变化，汉文译著活动的第三阶段呈现出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特点：

　　1840年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对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形成冲击；两次回民起义被镇压和两次涉及伊斯兰教的文字狱，使汉文译著活动停顿了数十年，译著活动的时代背景发生变化。译著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云南，译著的范围已由认主学、宗教哲学、宗教典制，宗教教款扩及到天文、地理、文学和《古兰经》的汉译，变得相当广泛。译著内容的重点转向“既详且尽”的宣传伊斯兰教的后世学说，宣传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和修道、养性学说，译著活动与儒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马德新的《大化总归》、《四典要会》及《性命宗旨》、《道行究竟》和《视天大赞集解》等重要的著作和马联元的《辩理明正语录》；蓝煦的《天方正学》等。此外，在这一阶段中，《清真释疑》的补辑和《清真释疑补辑》的刊刻也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这一阶段中的《天方道程启径浅说》一书，因其能使人们得以比较明白地窥视中国伊斯兰教的求道者所密守的主要道程修持功课——齐克尔的大概，而在汉文译著活动中显得有特别的价值。这一阶段的结束，标志着以伊斯兰教与儒家两种思想和文化的结合为宗旨，以创造格迪目的宗教学说体系和使政府当局、社会了解伊斯兰教为目的的汉文译著活动已接近尾声。

　　以儒诠经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其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唐代杜环(《经行记》的作者)第一次用汉文把伊斯兰教简要地介绍到中国起，虽不断有一些回族内外的文人学士在书籍、文献或在清真寺撰写的碑碣中，用儒、佛、道三家的术语表述伊斯兰教教义，但这些论述仅限于作一般介绍。自王岱舆开始经过几代回族学者的不懈努力，被回族群众称作“汉乞塔卜”的汉文译著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用儒家语言及思想，比较广泛、深入地研究，系统整理和归纳了伊斯兰教义，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佛、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使伊斯兰教在吸收其他思想的同时，也扩大了伊斯兰教教义、哲理思想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从而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的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汉文译著中将伊斯兰教的性理观点同儒家的性理学说结合起来，还丰富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性学、理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