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地伊斯兰教的大集中与大分散

　　明前期（约公元14世纪后期—16世纪前期）的近两百年时间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覆盖面继续扩大，以清真寺为核心的新的聚居区仍在不断形成，内地穆斯林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小城市、乡镇农村流动，其结果是原来没有形成以清真寺为核心的聚居点的地区，包括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这时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穆斯林聚居区，如今天运河北段沿岸的济宁、临清、德州、泊头、沧州，北京周围的昌平、天津、迁安、易县、保定，宁夏的灵州、同心、固原，东北地区，贵州和西藏等地区皆属此类地区。还有如云南的巍山、保山、腾冲、嵩明、沾益、曲靖、玉溪、蒙自、石屏等，都是明朝前期才有穆斯林分布的。

相传建于明代万历年间，颇具影响的宁夏同心清真大寺。

　　明代(1368—1644年)，穆斯林人口增加最为迅速的是明都南京。南京在元代(1206—1368年)被称为建康路，下统录事司(今市区城南一带)和江宁、上元、句容、溧水、溧阳五县。明初，“路”虽然已不存在，但县治基本未变。据《金陵至正新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录事司、江宁、上元三地共有163户色目人，当时回族只是色目人的一个民族，即使回回户占色目户的三分之一其人口也不足千人。

　　可是到了明初，南京回族人口大增。据明顾起元著《客座赘语》记载，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江宁县户籍总数3239户，其中回族人口为9230人，而万历户籍与洪武初年相比已“十不逮一”即不到十分之一。以此推算，洪武年间南京仅江宁就有回族人口近十万，如果加上其他县，南京的回族总人口数量就相当可观了。南京回族人口增长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外地回族人移居所致。

　　首先，参加灭元战争的回回将士和归附明王朝的元军回回降将大批迁来南京。在明朝取代元朝统治的战争中，许多回族将士参加了对元军的征战，有的还因屡建战功而官至显位。明王朝开国之时，位列王侯的回族人就有常遇春、沐英、兰玉、冯胜、胡大海、汤和、邓愈等。至于回回降将定居南京，明弘治五年(1492年)王鏊撰《敕建净觉寺、礼拜寺二座于江南应天府之城南碑记》碑文载，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曾敕建净觉寺，安置过回回降将，以方便他们封斋礼拜和生活习惯，但同时也规定只许他们及其子孙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和做礼拜，不得参预政治活动。

南京净觉寺(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精美砖雕

南京净觉寺内的古旧家具和阿文字画

　　净觉寺是南京现存的惟一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古寺，因其位于南京市城南三山街，故又被称作“三山街礼拜寺”。据文献记载，净觉寺始建于明代，相传当时的净觉寺南临官街、西至马巷、东至三山街、北至砂珠巷，约占地67公顷，规模十分宏大，后因屡遭毁坏，其面积也在多次修葺过程中不断缩小。据传“净觉寺”的名字，也与明朝建立者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有关。南京回民是这样传说的：常遇春、胡大海等回族功臣常在三山街礼拜寺礼拜。一天，朱元璋有事进寺去找他们，见他们正跪在大殿上作礼拜，就一脚跨进大殿的门槛，由于伊斯兰教规定，穿鞋者不得进入礼拜殿，因此在一旁的寺役上前要他脱了鞋再进大殿，朱元璋随即缩回了脚，后来敕建清真寺时，便将“进脚”雅训为“净觉”。

郑和下西洋纪念邮票

　　其次是回回工匠、商人、武士及各种专业技术人才迁来南京。明初，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大量的回回工匠、商人从四面八方流向南京。据现居南京的一梁姓回回接骨医师族谱《撰题》记载，其始祖具有“金疮接骨异术”，于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自西域扈龙邸驾入汴都，宋王御赐梁姓，洪武年间（1368—1398年）由汴都迁往南京。元代回回中具有各种技艺的人材甚众，梁姓者只是其中之一。当时来南京的除工匠外，更有许多商人，其中珠宝商人尤多。这是因为当时南京是明王朝的都城和王公贵族聚居之地，也是全国最大的珠宝消费市场，于是大批珠宝商人涌向南京，以至于直到近代回回还垄断着南京的珠宝市场。据南京郑姓、伍姓、马姓家谱载，他们的先人郑和、伍儒、马沙亦黑都是明初从外地迁来南京的。当然明初能留下姓名的回回只是少数，而大部分未见文字记载。

　　郑和(1371—1435年)，明代著名穆斯林航海家、外交家，原姓马，小名三保(一作三宝)。郑和出身于显贵的王侯世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其祖父察尔·米的纳被元朝封为滇阳侯，其父米里金袭封滇阳侯。因其祖父和父亲曾到麦加朝觐，故被尊为“马哈只”。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兰玉、沐英等率兵攻取元贵族统治下的云南时，郑和被兰玉部所掠送往南京，明太祖将他赐与燕王朱棣，“入宫为监”。后在朱棣与建文帝朱允争夺帝位的“靖难之役”中，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屡建奇功，深得燕王赏识重用。朱棣称帝后，于永乐二年(1404年)御书赐姓为“郑”，乃名为郑和，并被选为内宫太监。后官至南京守备。

　　明成祖朱棣（1402—1424年在位）为显示明王朝的威力和影响，吸引外国来朝贡，决定派遣大规模船队出使西洋各国。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被任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第一次奉命出使西洋，至宣德八年(1433年)计28年间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以指南针导航，航海人员阵容整齐，有官兵、采办、水手、工匠、翻译、医官等2.7万多人。据《明史》载：最大的海船长44.4丈(约148米)，宽18丈(约60米)，有9根桅杆，12张船帆。船队满载大量的珍贵物品和著名特产，如金银、丝绸、瓷器、铁器、布匹、茶叶、玉雕、大明铜钱等，与所到之国进行贸易。曾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为7万多公里。其中访问过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有淡目(爪哇)、满拉加(马来西亚)、渤泥(文莱)、苏禄国(菲律宾)、古里(印度)、忽鲁谟斯(伊朗)、阿丹、剌撒(也门)、祖法儿(阿曼)、木骨都束、卜剌哇(索马里)、麻林(肯尼亚)、秩达、天方(沙特阿拉伯)、榜葛剌(孟加拉)、米昔儿(埃及)等。担任随行通事的马欢、郭崇礼、费信、哈三、沙班等为穆斯林。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第七次远航到红海东岸的秩达(今吉达)，派信仰伊斯兰教的通事等7人到默伽(麦加)朝觐，并“画天房图真本回京”。郑和远洋航行时，还绘制了“航海图”，详细记录了所经航线的航向、各国沿岸的地理位置、港口、暗礁、浅滩、岛屿、山川、海岸地形等，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海洋地理的世界地图。随郑和同行的马欢、费信、巩珍还根据航海见闻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到亚非各地的山川、气候、物产、社会组织、政治、宗教、民俗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横渡印度洋到东非洲的航道，促进了中外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人民友好交往。自郑和出使后，先后有30多个亚非国家派使者到中国访问，其中有10位国王。苏禄国(菲律宾)穆斯林国王于1417年来中国访问，后因病逝世葬于德州。至今在南洋各地保留有郑和的文物古迹。郑和衣冠墓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牛首山南麓。因郑和之父名马哈麻，人称马哈只，当地人因为郑和原姓马，故称为“马回回墓”。墓冢所在之山，亦称为“回回山”。

　　综上所述，明初曾经历了一个回回民族大规模向南京集中的过程，可是，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很快就开始了大分散。其中有的随同军队西征，有的随永乐皇帝迁往北京，更有一批人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而自行分散到其他地区。现散居在甘肃、青海、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的一些回族，不少人都根据自己的宗谱或世传称自己的先辈原籍南京，分别是由于上述原因在明代流往异乡的。

　　明初回回在南京的大集中与大分散，虽然时间很短，但对于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向元代尚未涉及到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京也因此增加了穆斯林人口，成为东南沿海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