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6年2月13日 傍晚

　　受访人：赵铁林，男，满族，1948年1月15日生于中国辽宁省北镇县。1968年至1970年在河南省当知青。1978年考入北京一所工科大学。1986年进入北京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1989年“下海”开公司到1994年公司倒闭结束经商生涯。之后成为自由摄影人，至今已出版了5部纪实摄影集。

　　作者：现代的数码影像表现方式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赵：现在由于媒体的技术进步，出现了一种现象：人们由以往的“平面阅读”转向“三维阅读”。DV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它与平面媒体在传达信息这一功能上没有本质区别，但是D V能够超越“瞬间截取”，表现时空的延续性，能够调动更多相关的艺术手段，比如可以现场录音，可以配上极富感染力的音乐、旁白，这样就使“空间阅读”比“平面阅读”更加有优势，而且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能操作。

　　作者：您如何用现代影像更好的反映生活现实呢？

　　赵：我觉得D V更多地是让每个人都能“讲话”。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向一个平民社会过渡，这标志着历史的进步。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把他感兴趣的东西，通过DV展示出来。这其实和摄影某方面的作用是相类似的。在19世纪之前只有帝王、贵族才享有画像的权利，老百姓是办不到的。摄影技术发明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影像的普及导致了媒体的革命，其实也导致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

　　作者：请问您对中国数码影像的发展现状有何看法？

　　赵：我认为中国的数码影像正处在一个幼稚期，因为玩D V的往往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更多地关注器材和技术手段，比如哪个器材好，哪个牌子好，哪个分辨率高；还有就是把拍摄的主题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比如自家的小猫、小狗、鱼，或者是自己的男女朋友、左邻右舍，还没有把情趣向文化推进。他们更多地是在玩，还没有对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比如，我会对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作长达十几年的观察和思考，希望用手中的DV向大家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而他们拍的只是表面的东西，还不够深入。这是一个过程，因为年轻人不能像一些学者专家那样，经过缜密的思考之后才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更多凭的是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活方式、兴趣的改变，他们的镜头可能就向另外的方面转移了。谁都不能强迫他们改变，这就是DV作为大众化数码影像手段和主流媒体的区别。谁都有权利讲故事，不能说年轻人这样做就不对。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点，点多了就可以形成面。有的人对环保感兴趣，有的人对社会热点问题感兴趣。多视点、多角度，是现在数码影像表现的一大特色。

　　作者：您认为DV影像对揭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怎样的作用？

　　赵：比如，现在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城市规划带来的大面积拆迁问题，在拆迁过程中，随着居住环境的变迁，市民的人际交往方式也在变化，当然，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要拍《胡同人生》的初衷，但是要拍什么，用什么方法拍，截取哪些片段？就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同时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对胡同文化的认识程度。

　　信息渠道是由每个人构成的

　　作者：如何让国外的读者通过数码影像理解我们的文化，理解我们的生活状态？

　　赵：我认为国外的读者是分层次的，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来考察，他可能关注学术问题，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问题；如果是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旅游者，他想了解中国更多会从风土人情来看，而不仅仅通过DV作品来了解。从某种角度说，信息渠道是由每个人构成的，我们不能说某个人的信息不对，因为信息不存在对与不对的问题，而只存在片面与全面的问题。现在社会信息沟通非常快，多信息多渠道。100个人拍100个故事，同一个集团拍一个故事是不同的。100个人提供了100条信息，而100条信息就要比一条信息要全面的多。

　　作者：您认为将来的数码影像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如何？

　　赵：众所周知，数码影像技术会越来越完备，存储容量会更大，成像质量越来越高，从技术角度我就不多说了。随着对数码影像感兴趣的人群越来越大，将来也会有更多的数码影像作品出现，它能够调动各个方面的艺术表现形式，把人们要表达的东西更加鲜活地呈现出来，因而它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