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雅·查内夫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夫人

我来自保加利亚。我的祖国在巴尔干半岛中部,在大约111,000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上生活着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我的祖国海纳百川,多种文化并存,而不同的文明又赋予了她历史的厚重。她不仅极其美丽,而且有着丰厚而伟大的古代文化成就,她的考古纪念物的数量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排世界第三位,其历史之长久可追溯到约4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考古纪念物遍及整个国家,吸引了很多保加利亚业内人士投身其中,将寻找和研究这些历史古迹作为他们的毕生追求。
我出生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我的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已经四代了。在城市的中心,我们仍旧保留着一所小房子,它是无数重大事件的见证者。我与父母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都就读于索非亚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在那里完成了我的主要学业。作为久居首都的公民,我从内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感到自己属于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城市。这是一种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国家的中枢所在,它制定国家的政策并指引着祖国走向富强。
在过去的20年里,我有幸到其他一些国家的首都和城市生活,观察并分析那里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城市都比索非亚大,但在某一点上又和索非亚有极为相似之处。学生时代,我就读于索非亚的一所德语学校,在此期间,我曾去过柏林数次。后来,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人类文化学系读博士时,在莫斯科生活了四年。再后来,我陪丈夫到美国的匹兹堡和华盛顿,他在那里进行历史学研究。
我丈夫进入外交部后,我们夫妇二人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工作生活了四年,而刚刚过去的三年我们是在北京度过的。在这些城市里,我能感觉到她们作为首都、首府城市,各自不同的脉搏,那是些有着强烈责任感与义务感的都市,这种责任感与义务感在一定程度上传导给了她们的市民。
实际上,我个人更喜欢生活在一个小城镇,城镇周围群山环绕,丛林处处,城镇内有带木头阳台的一座座房子,窗台上搭建着迷你花坛,门前是小型花园,花团锦簇,葡萄园小巧玲珑,屋后再有个大菜园,多美呀。当然了,小院周围可以再加上木制栅栏,院门右侧摆放着一对新漆的长椅。这就是我畅想的生活环境。
然而,这只是我心中的家园,现实中我从来没有机会选择,哪怕是稍微接近一点这种生活模式的,也都没有过。我的生活一直是在最为喧嚣的城市里;在这样的城市里人是渺小的,失去了自我,其代价是无情的。人的内心世界慢慢向利己主义转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本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却变得失去意义。就心理范畴而言,可能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自相矛盾的二元性。一方面是这些大都市的重要性和责任性使人们产生依恋,而另一方面它们又自然地迫使人向着孤独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转变。这也就是我一直羡慕“乡村生活”的情结所在:它是那样开放,亲属之间是那样亲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依存,一些传统美德在那里依旧保留着。
这种乡村情结也是我的人类文化学的专业背景使然。我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历史系,专修人类文化学。我当初学习历史教育专业,就是因为喜欢人类文化学。也就是在该系我认识了我的丈夫,那时,他在系里教保加利亚现代史。18年后我们组成了家庭。很多年过去了,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授课时的风采。他在讲授18世纪保加利亚第一部历史著作时,充分展现了深厚的知识底蕴,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对一个民族学者来说,他对本国文化的那种亲切感是很自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随丈夫的工作安排而四海为家时,总是感到因远离祖国而产生的丝丝遗憾和不能运用所学专业的悲哀。另一方面,我又时时刻刻在所在国度尝试着如何去利用与发展我的专业,去学习他国的人类文化传统,去与国外同行接触,去使用当地的图书馆和专业设备等等。
在北京生活了三年之后,我想我充分了解了中国的学院派人类文化学,赏识它的成就,羡慕它的指导性的代表作,并愿意与他人分享这一切。2001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人类文化学专业为教职员工作了讲演。现在,我们又联手进行保-中人类文化学项目的工作。通过帮助建立中国——保加利亚社区的专业性联系,我希望实现和完成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和大使夫人的责任。我的家庭生活总是与所学专业丝丝相扣。我是夫唱妇随,我们11岁的女儿是“女承父业”。我们希望她能抓住与多种文化接触的优势,学其广博,爱其精华。要做到这些,那么首先就要学习不同的语言。刚开始让她学习汉语时我很担心,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汉语太难了。然而,她对学习这种语言的兴趣与决心来得是那么自然,现在她已经能在北京的超市和大街上与中国人交谈了。她总是那么积极地利用一切机会展示她那点儿有限的词汇。
三年的生活让我们对中国有了越来越深的印象,这些印象与一个旅游者、商人、知识分子或外交家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毫无疑问,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十分惊讶。北京的发展速度与
世界其他国家的首都无异,但进一步观察,就会给人以不同的感想:历史与传统深深地融入到了未来的发展中。毫不夸张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感觉到,有哪一个城市能像北京那样对远景规划投入如此多的精力与财力——从经济、文化、教育到建设、绿化及城市的各种改善,一切都围绕着未来的大远景而规划。
我所到过的绝大多数中国城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西安、大连、唐山、哈尔滨、重庆和石家庄。在这些城市中,即便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令人景仰的东西也都服务于未来。这一点欧洲人的确应该采纳并运用于社会实践中。
不久前,我陪保加利亚妇女议会代表团第一次参观了上海。一座漂亮的城市,我能够清楚想见不远的未来这里的美景。从专业角度来看,上海的博物馆的收藏和展览让我学到了很多,并获得了有益的经验,如中国研究、收集与保留文化遗产的方式,藏品陈列的原则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等等。这是两国人类文化学机构之间进行远景合作的另外一个可预期的领域。
我不知道我们全家在中国还能待多久,但毫无疑问,在这里的光阴将是有意义的、美妙的、令我们全家不能忘怀的。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对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她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文化,她独特的社会经历与实践,以及她的全方位远景规划,有了太多的感悟与思考。我为中国祈祷,希望我这个大使夫人和从事人类文化学的专业人士,能目睹北京远景规划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