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史代

    日本驻华大使夫人

    我有三个不同的名字。无论你叫Virginia Helen Stibbs、阿南史代（Fumiyo Anami）还是阿南史代（Anan Shidai），那都是我的名字，它们代表的是我所钟情的三种文化。我生长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26岁时入了日本国籍，但又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所幸，我几乎所有的朋友，无论是美国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叫我的昵称“吉霓”，因为这个称呼在三种语言里的发音都很简单。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在新奥尔良一个古老的法国社区的小巷散步，这些小巷在很多方面太像北京的胡同了。更有意思的是，新奥尔良很多老房子都有中庭，这些中庭与北京的四合院也极其相似。同样，我住在日本的时候，总会组织我的学生们到东京市内一些老地方去游玩，去寻找过去的足迹。这种漫游、在游玩中发现历史，是我持久的爱好，在中国居住期间我也照常这样做。

    继1983和1995两次出使中国之后，2001年，我丈夫又被任命为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我狂喜至极，终于又可以第三次回到我的第三故乡，又可以回到这个曾经居住六年多的城市，又可以在它的大街小巷漫游了。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是在1976年，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在北京，当时只有五个地方外国游客可以去。当年，我们还去了上海，这个城市使我一见如故，很有点我的故乡新奥尔良的港口城市味道。这两个城市也都以美味的虾和螃蟹著称。另外，和新奥尔良、东京一样，上海也有令人痴迷的美妙的爵士乐。

    那时，我注意到中国人缺乏活力，与今天相比真乃换了人间。现在无论和北京人还是上海人谈及这种变化，我们的话题已不仅仅局限在路上奔跑的小汽车和林立的高楼了，而说的是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是越来越公开和坦率的谈话氛围，以及人们自己作决定时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1983年重返中国时，我期盼着进一步研究中国的佛教历史。我曾在美国加州的斯克里普斯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和中国宗教，此后，又在夏威夷的东西中心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我得到奖学金，到台湾学习了一年的汉语。也就是在台湾，我遇到了我的丈夫，当时我们是同一所语言学校的校友。婚后，我们在东京和婆婆住在一起，后来，婆婆皈依佛门了。最初和婆婆住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不会说日文，与婆婆的交流只限于手势，有时手势也不灵了，我就用在台湾习得的中文给她写方块字。我们共同做饭，饭菜是中、西、日混合口味，万幸的是，在路易斯安那米饭也是主食，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婆婆总给我讲日本文化、日本佛教的根源——中国；这样，当1983年我们移居北京时，我开始走访中国各地，学习中国文化。这种爱好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我经常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儿子友亮和女儿美佳——乘火车旅游。作为一名社会学科的老师，我认为对孩子来说去亲眼目睹所在国的情况是他们最好的学习方法。我也欣喜地看到孩子们对美、日、中三种文化的理解和活用，这是我传授给他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即对其他文化的宽容与兴趣。

    到1986年为止，我已经走遍中国大地。“走遍每一角落”是我从年轻时起就养成的习惯。在我20岁时，我已经走遍美国各州。然而，“走遍日本”却让我用了不少时间。直到我去年参观了冲绳后，我才敢这样说：我的“三个故乡”的每一个州、县、省我都走过了。

    在中国期间，我发现，佛教历史和佛教圣地是北京最吸引我的地方。尽管我是在寻找那些古寺庙遗迹的有形所在，但我所经历的却是生活节奏的改变、街区的发展和人民命运的变迁。这使我对个人价值有了更高的认识，对传统习俗有了新的兴趣，对过去所有的社会变迁有了连贯性的判断力。探访中，我在北京地区发现了几百座佛教圣地遗迹，同时，我还了解了这些地区的人民。

    在我探查古寺庙遗迹之时，总是有人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喝茶和聊天。有时，我甚至为给我讲故事的老妈妈捶背，如果正好赶上，我也会与接待我的家庭共进午餐。现在，我非常庆幸当时走访了北京城内那么多的胡同，如今它们中的一些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一次，我拜访了一对老夫妻，他们的房子恰好是以前的尼姑庵。在我们聊天时，一股浓浓的饭菜香味从他们的锅里飘出来，令人馋得流口水。老妇人告诉我：“在外头的饭馆，你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家老头子曾在清朝末代皇宫里当御厨。”说完，他们又继续给我讲起这个遗址。“看，我们这儿的地势多低呀，在过去的上百年间，北京的地势高了许多，所以，我们这些老房子就显得低多了，再也见不到当年的气势了。瞧，我们这儿还有一棵古树呢。”然而，这些故事快要绝迹了，因为能讲这些故事的人们已经搬到郊外的楼房里去了。

    一天傍晚，大雨滂沱，我从北京门头沟区一座山上下来之后，在一个小小的山村迷了路。山村小径就像迷宫一样，我真的是辨不清东南西北了，只好向一个院子走去。我听见有声音从屋子里传出，为了避免吓着主人，我大声说道：“我是个外国人，我迷路了。” 门开了，我看见这家人正在吃饭。我请求道：“请帮助我找到离开村子的路。” 他们二话没说，放下筷子就出来了，一直帮助我找到我停车的地方。事后，每当我跟中国朋友说起这件事儿，他们都大笑，但是，当时我可是笑不出来。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只有印着一些著名旅游景点的模糊不清的地图供外国人使用，所以，外国人只好随身带些老式的地图，对照着新地图，以寻找他们想去的地方。旧地图上还有一些含混不清的古罗马字，跟现在的拼音一点儿都不搭调。几种文字的旧书对北京的描写还能帮我凑合着找到某些胡同，再顺藤摸瓜找到要去的地方。再有就是，一些寺庙的名字随着一次次修复一再变更，弄得人都拿不准了。

    探访寺庙的工作在寒冷的冬季更为容易些，因为这个季节更容易看到老房子的屋顶和有标志性的树木，另外，也更适于拍照，因为冬天晴朗的日子更多些。在寻访中，人们一次次地告诉我：“这个寺庙已经不存在了！”“你干吗非要看这些又旧又残破的石头不可呢？”“你怎么不去宫殿呢？你怎么不去看那些依旧存在的庙宇呢？”

    为了对付这些询问，我学会了一种新的表达方法，比如，我不再询问具体的名字，因为很少有人知道，我就问“古塔”或“已经倒塌的庙”。有时，我问：“这个村子过去的庙在哪儿？”或：“这个地方以前有一棵老树，现在哪儿去了？”用这种提问方式，十有八九我能得到答案。

    被这种提问引导着，老人们能回忆起你需要的答案，他们会说：“对，对，我知道这个大庙，” 或“我们过去在每年四月都有庙会，”或“那儿还有一些大石头，石头后面以前有一棵老银杏树。”渐渐地他们会说：“进来喝杯茶吧。”有时，他们会说：“等会儿，我给你找一个老人儿，你跟他聊聊。”

    有时，沿路被打听的人也不跟家人打个招呼，就跳上我的车，随我走了。有很多次，人们放下手头儿的活计跟着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走就是一天。最近，我在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待了一天；天开村的人们以自己的家乡为自豪，他们讲述了流传千年的故事。64岁的陈先生用三个小时的时间领着我们观看村中的历史遗迹。他边指点着边讲述说：“当年乾隆皇帝参观我们村时，他把天开塔看作毛笔，小湖看作宣纸，对面的山冈看作是砚台……”这样的故事使得历史在我们这些外国人眼里复活了。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些老百姓一旦开了口，就如同决了堤的大坝，收也收不住了。我们所到之处，一会儿就聚集起一大群人。那些老人可能是第一次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客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尤其还是在外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口才，他们感到很自豪。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所讲述的是鲜活的历史。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无数的寺庙随着时间推移已经不见了踪迹，留下的只有那些古树，昂首苍天，无语地向过客倾诉着那曾经的辉煌。一对白皮松或者枝干粗糙的柏树常常矗立在寺庙的入口处，寺庙院子里会有一株巨大的银杏或槐树，当寺庙和它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之后，只有这些千年古树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它们不但把当代与历史联系起来，还警示人们为后代子孙保护历史遗迹的重要性。

    在日本，这样的古树树干上经常会用绳子缠上一段，以示其历史的悠久，并受到应有的保护。例如，有的树上会标注着：这棵树曾是一位著名武士拴马的地方，诸如此类。在北京，对那些著名的树也会标上名字，如“银杏王”或“迎客松”等。

    在北京，我的一位德国摄影家朋友陪同我去了大多数的地方。我们制作了一本日历以赞美北京的古树。此外，我们还一起举办了七场摄影展，包括在王府井新东安市场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影展。展出图片包括千年古庙遗址、古树、朝圣者之路，以及北京的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走访的遗址的照片，是我们20年辛苦的积累。

    在旅游的同时，我越来越注意到古城北京的水源问题。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们让人们开凿了运河，确保水源穿城而过，不但解决了市民用水的问题，而且使内陆运输成为可能，南方的稻米即通过水路源源不断运往京城。北京周边的山泉受到很好的保护，那些地方也由此命名，而且常常会建有寺庙或皇帝的行宫。在上世纪80年代，我和我的朋友们也曾在北京的运河中玩橡皮船，那是了解北京的古老水系再好不过的方法了！如今，很多河流被用来开展水上旅游活动。

    现在，当你与人在北京大街上闲聊，水、沙漠化和干旱成了人们聊天的话题，怪不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背水族”，每天背着大大小小的塑料桶到有泉水的地方去“取”水。这些泉眼成了人们聚会的地方，他们各自讲着自己不同的水的故事。有一天早上6点钟，我遇见了一位有趣的刘先生。刘先生今年82岁了，我见到他时，他正从香山的玉皇顶处取泉水。他告诉我，他每个礼拜要去两至三次，给他妻子背回20瓶水，每瓶装1公升。他必须乘早上的头班公共汽车，这样，他就避开了排长队取水的人群。“不光是为了这点儿水，” 刘先生一边接水一边跟我聊，“这儿的空气比城里的好，我也喜欢看这些古树。”

    我们如何能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又保留下历史文化呢？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认识到保留历史遗迹完整的重要性，哪怕是在北京的农村能做到这一点也好哇。我希望我们可以跟邻居和村里的人了解一下问问他们对保留历史遗迹的看法。有很多古老的村庄和几乎荒芜的地方仍旧有不少古迹。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重建或修复它们，而只是保护它们不要受到损害，也不要让它们沦为周末供游人租住的店铺。尽管看起来在一些地方保护这些老古董似乎没什么用，但我们必须要善待它们，当我们走在一条石子铺就的小径上对这个古老的地方肃然起敬之时，我们的长眠于地下的祖先也会感到些许安慰。

    回首我在中国与老百姓那些令人高兴的接触，我认识到与我三个故乡保持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在我不断探寻的过程中，有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由于我长着西方人的样子，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日本的少数民族。不时地，总会有人语气平淡地跟我谈起日本侵华的那段悲惨历史，有人甚至活灵活现地叙述当时一些恐怖的情节。然而，他们讲这段历史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好谈话；说一句“我很抱歉”这样的话，显得多么苍白，我能做的是，听他们讲下去，承认他们的痛苦，承认那是一场人类的灾难。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必须借此机会进一步坚定信心，更要将相互依存作为重要基础，而且还要把这一基础留传给后代子孙。我们不仅仅要教育年轻人记住已经过去的那场战争，还要教育他们牢记过去30年两国为了友好关系而作的重大努力和取得的辉煌成果。

    要想成为真正的朋友，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是相互依靠的伙伴，中国和日本是平等的，是经济上的伙伴，是文化上的兄弟。这种相互依靠的力量必须不断地加强，就像我的三个故乡都对爵士乐充满激情一样，持久不衰。让我们彼此庆贺，庆贺所有这种共同点。

    我早期的美国生活、我多年来对日本文化的接纳和我长年在中国的经历使得我认识到了友好邻邦的重要性，这也是我有三个名字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