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迪阿娜·伊斯蒂乔亚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夫人
不知道旁人怎么样，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童年。我出生在中国，并且在这里一直生活到六岁。
我的父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来到中国的。1951年，他们是第一批来中国学习的罗马尼亚留学生。他们在这里见面，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相识、相爱，并在这里结婚。不久后我出生了，我的父母当时分别在北大和清华学习，他们在靠近南池子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屋子，并找到一位保姆照顾我。
我管保姆叫奶奶。我的奶奶有慈祥的面孔和柔和的微笑，说话轻声细语。她没有自己的家庭，她的丈夫和唯一的儿子都不幸去世了，我们的家庭就是她的新家。她像祖母一样爱护我，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们两人在一起，和她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
有一天我的母亲正在北大上课，忽然觉得心里不安，马上骑车回家，从北大赶到城里的家中，只用了40分钟时间。她一路上很担心，想到我们生着的火炉和炉子周围晾着的衣服，就觉得我们处在危险之中。但她到了家，却发现我和奶奶正在安然睡着大觉。
我长大一点后，我们搬到王府井北边的一个四合院里。房子很大，夏天很凉快。有一个中国家庭跟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这家的老爷爷精心照料着一个小花园。那些硕大、美丽的花朵总是令我赞叹不已。
我的母亲又怀孕了，为了让她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奶奶变得非常忙，天天给母亲做可口的面条，同时还要照顾我。弟弟出生后，我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在那里，我是个讲中文的小外国人。幼儿园的食物非常简单，但很可口，我很爱吃他们做的猪肉炒白菜，而且喜欢用馒头蘸着菜汤吃。它至今仍是我喜爱的一个中国菜，但我从没能做得像记忆中的那样好吃。
我的父母都在使馆工作。我们常在星期天的晚上去老国际俱乐部吃饭、看电影。老国际俱乐部在台基厂45号。我珍惜这些宝贵的时刻，因为只有此时我才能与父母在一起。他们工作很辛苦，早上出门时我还在睡觉，晚上回家时我又已经睡着了。但奶奶永远在我身边安慰我，我们一起度过夜晚。因为那时没有电视，她就讲故事给我听。我们一起看小人书、搭积木。我最喜爱的玩具是一个会转动的芭蕾舞娃娃（我总想能像她一样）、一个喝水的玻璃鸭子（它的尾部有一根红色小羽毛），当然了，还有用昆虫的毛和爪子做成的猴子一家，那是老北京的传统玩具。
在国际俱乐部里放映的都是关于战争和地下党活动的中国和苏联电影。我不太明白故事情节，只觉它们非常悲伤，因为在结尾处英雄们都牺牲了。但也有一些喜剧。我还记得一部电影里一个女理发师给一个年长的顾客理发时走了神儿，想起她喜欢的一个年轻人，当她意识到时已经晚了，顾客后脑勺上被剃秃了一块。顾客发现后大发雷霆。但还好，顾客是个好人，发完脾气后就没事儿了，后来甚至还帮助这对年轻的有情人结成眷属。
老国际俱乐部是个有高墙的大院。我从未能理解为什么这墙这么高、这么厚，它把我们变成一批有特权的、跟普通中国人隔离开来的人。
我学的第一种语言就是汉语。我的发音非常准确。有一回，我母亲要我给她拿剪刀，但因为她发音不对，我没听懂她要什么，直到她拿了一把剪刀给我看，我才恍然大悟，说：“啊，原来你要的是‘剪’刀。”我把“剪”字正确的第三声读音念给她听。
当我五六岁的时候，我让奶奶带我到她家玩。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带我去看她的家。在我坚持很久之后，她终于同意了，并在一天早晨带我去了她家。现在，我仍然能够回想出那个地方。那里离美丽的北京城区很远，在古运河附近，没有树也没有草，只有干裂的土地。她的房子非常小，仅一铺炕就占了房间的一半，许多五颜六色的被子整齐地叠放着，一直堆到屋顶。没有其他家具，事实上也没有多少空间了。我们在炕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她带我到她的邻居家串门。
那时北京城里很少有外国人，更别提北京郊区和其他省份了。我们的面孔和生活方式与当时环境格格不入。冬天，驻华使馆的夫人们去王府井购物时，都穿着裘皮大衣和尼龙丝袜（因为当时女士穿长裤仍被认为不恰当）；中国人则穿得里三层外三层，外面还套着棉袄棉裤。所以，在大街上有的小孩子会跑过来捏女士们的腿，看看她们是不是光着腿。
现在我们重回北京，迫切地想去看看我们喜爱的那些老地方，希望老房子能带给我们甜蜜的回忆。但只有很少地方还保留着旧貌，大多都被拆毁或改造得认不出来了。时间的流逝如此惊人！我们记忆犹新，不愿接受这种流逝，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久久不能释然。那时，我们的使馆在新侨饭店附近，那里是上世纪50年代的豪华场所，位于老使馆区，当时的地名叫反帝路，后来叫反修路。罗马尼亚使馆是一座法国风格建筑，红砖建成，有白色装饰。它有一个巨大的庭院，一个鱼塘，一个优美的露台从大楼伸出，俯视庭院。
我们有一些当地雇员。我常常去厨房和厨师老刘聊天。老刘会做法式烹调，所有的招待会、晚宴、聚会等等都是他一个人准备。至今我仍然弄不明白，他怎么能在那个破旧的小厨房里，用不齐全的设备做出那些漂亮的巧克力蛋糕，不明白那些冰激凌为什么在炎热的、没有冰箱的夏天里不会化掉。
司机老王跟我最亲。他驾驶一辆蓝色伏尔加轿车，我生病的时候他带我去医院做检查、打针。这本不是令人愉快的时刻，但老王却总能带给我些许惊喜。等我的时候，他会用橡皮泥和汽车钥匙给我雕出一些小动物，比如狮子、狗、鸟和骆驼。当我从医院出来、坐进我最喜欢的汽车前座时，这些小动物就在仪表板上排队等着我。我会高兴地叫一声，把它们握在手里仔细把玩。这就是他使我振作的特殊方式。1963年，当我们离开中国时，他送给我的离别礼物是他姐姐专门为我制作的用尼龙丝编织的一对白鹤和一对金鱼。这是当时的流行物，手巧的人能用彩色尼龙丝编织很多东西，从自行车钥匙链到茶杯套等各种小饰物，什么都有。
十年之后我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重返中国。那是1973年12月26日，我们一行有十名学生。当时，中国正小心谨慎地向世界打开国门。有传言说这件事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监督下实现的。我们在语言学院学习了六个月之后，按照各自专业被分配到不同学校。我被分到北大历史系。我是少数能直接和中国同学一起学习的留学生之一。大多数外国学生都上特别班级，与中国学生分开学习。除我之外，我们班还有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名叫彼得的男生、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姓黄的华裔女生和一个来自日本的女生。第一堂课是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
学习是很艰苦的工作。有时，我须要花数小时来理解一个句子的意思。除了生词和生字，我必须应付很多英文名称的译名，这些名称我甚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到什么地方结束。手头可用的字典只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和一本《简明英汉词典》。这真是令人生畏的工作。第一年之后，我们到乡下大兴基地度过了六个月。农忙时，从天亮到中午我们在田里劳动，下午上课，晚上自习或开会。老师让我们每个学生根据近代史课本重写部分章节，虽然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出版，但令我们受益匪浅。尽管这段时间生活很艰苦，我仍然怀念那时亲密的同学情谊和那些争相向榜样学习的日子。我因此接触了真正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拉近了与他们的关系，分享到他们的快乐与
悲伤。
后来，当我在罗马尼亚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时，我加深了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了解。通过广泛的阅读，我了解到中国人民为寻求发展与进步而进行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我赞赏中国领导人的智慧、远见和奉献精神。
我认为我受父亲影响很深。他在工作中经常能接触到中国领导人。他是少数很好地掌握了汉语的外国人之一。他的汉语发音完美、文字流畅、词汇量丰富。常常有中国人这样恭维他：“如果只听声音没看见您，我还以为您是个中国人呢。”父亲经常为罗马尼亚和中国高层领导人作翻译。毛主席常开玩笑说，我父亲的普通话讲得比他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真的，众所周知，毛主席讲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己。像我母亲一样，我也是在中国结识了我的丈夫。那是1973年的冬天，我从布加勒斯特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看到了他。然而，两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属于彼此。他在语言学院学完基础汉语课程之后，被分到天津南开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系。我们开始通信，最后，于1976年结了婚。婚礼是在老使馆大楼里举办的，我们发誓要白头偕老。我感到这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20年前我父母也是在同一屋檐下举行了他们的婚礼，而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从罗马尼亚一直寻到中国，才遇到我从少女时期就梦想的理想丈夫。
1978年他进入了外交部，我随后在1985年进入，我们一起先后在罗马尼亚驻北京、东京、伦敦和汉城的使馆工作。共同的经历和挑战使我们的心贴得更近，加深了相互的爱和理解，增强了耐心和毅力。
12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北京。尽管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她为现代化所作出的努力，但就像中国人说的，百闻不如一见，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仍然使我们感到震惊。中国人民和政府在这些年中作出的巨大努力正在得到回报。中国正一天天强大起来，获得她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通过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我们感觉到他们都在有意识地为达到目标作出自己
的贡献，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坚信未来会更美好。
对我和我丈夫来说，新背景下的新使命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必须珍惜和维护罗马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使它更牢固，开花结果。罗马尼亚经历了1989年的巨变，是个新生的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中国的巨大变化使中国人民的思想更加开放，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好地意识到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尊严和地位。在这个新的背景下，我与我的丈夫将会用我们的经验、我们对中国的热爱，为加深罗中友谊更好地工作。
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北京已经消失了。北京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时间的流逝总是令人感慨，我们的经历慢慢成为历史，也成了我们的回忆。新的环境正以它极大的魅力吸引我们，并推动着我们向前。一个现代化的、充满能量和活力的北京正等待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