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石窟寺始凿于公元3世纪，兴盛于5—8世纪，16世纪后绝迹。所谓石窟寺，就是凿建于河畔山崖间，供僧侣和信徒礼拜修行的佛教寺庙。与之同时产生的石窟寺艺术，是融石窟的建筑形式、雕塑和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炳灵寺石窟169窟北壁壁画，西秦（385-431）作品。

　　中国的石窟寺分布于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川及云南等省，因各地自然条件和开凿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

　　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和甘肃敦煌莫高窟，是西北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富有代表性的两处石窟群。由于地处沙漠戈壁，石雕不易，其主要艺术形式为壁画和彩绘泥塑。

　　克孜尔石窟位于古西域龟兹境内，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壁画内容和技法具有浓郁的异域风貌，明显有别于其他石窟。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建筑包括供礼拜用的大像窟和中心柱窟，以及供僧人居住的僧房窟。礼拜用窟平面方形或长方形，券顶，前壁开门和明窗，后壁( 正壁) 塑立佛或坐佛。一些窟有甬道通向后室，后室内凿长台，台上塑涅槃卧佛。各窟两侧壁及券顶部、甬道两侧及券顶，以及后室大部分壁面均彩绘佛教壁画。壁画内容以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颜色多用白、石青、石绿等冷色，间配以赭、土红等暖色，整体基调简朴明快。

　　克孜尔壁画中有大量裸体画面，特别是男女乐伎，往往半裸或全裸，成双成对，相依相偎，恰似热恋的情侣。这种裸体画风，与印度佛教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在印度佛教雕塑中，常可见到成对裸体男女彼此搭肩相拥，女性身体作强烈扭曲姿势，夸张高耸的乳部和向一旁扭摆的臀部，使身体呈S型曲线。这些姿态在克孜尔壁画中都有典型的表现。

　　克孜尔壁画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洞窟券顶部绘画的构图以菱形格为基本单元向四方连续展开。这些菱形格的界线不是斜线，而是表示山形的起伏曲线，象征佛教教义中所称“ 世界的中心”——释迦牟尼佛所在的须弥山。一个个佛教故事场面就在菱形格的空间中展开。菱形格以石青、白、石绿、黑色等不同顺序排列，其明暗度和色泽相间变化，循环往复，形成横向四色相间，纵向同色相联的整体构图，使人的视觉产生明显的节奏感，具有强烈的图案装饰效果。

唐菩萨立像，高163厘米。

　　佛教文化由新疆东进，越过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便进入古丝路重镇敦煌。这里有著名的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是中国石窟寺中泥塑造像和壁画保存最多的一处。现有洞窟编号492个，存世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堪称佛教艺术的宝库。1900年，莫高窟发现了封闭800多年的“藏经洞”，出土了公元8世纪前后的古写经、文书、佛画等珍贵文物4万多件，轰动了国际学术界。此后，专门的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并形成了“ 敦煌学”。

敦煌莫高窟329窟壁画和彩塑，初唐作品。

　　敦煌莫高窟第194窟唐代彩塑，菩萨面相圆润，身材丰腴，宽妆高髻，薄衣轻纱，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审美特点。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4世纪中叶，兴盛于5—8世纪，12世纪以后逐渐衰落。这里的壁画除少量早期作品仍保留着克孜尔式的西域画风外，绝大多数已呈现出新的风貌，融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和佛教题材内容为一体。这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互相交织、渗透而逐渐变得中国化。敦煌北魏时的壁画中，就增加了与神仙思想有关的中国传统神话题材，如乘仙车遨游天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开天辟地、繁衍人类的伏羲与女娲等等，这些当时中原地区墓室壁画中常见的内容，都是印度佛教题材所没有的。在构图上，亦改变了以往佛教壁画中一个故事用一个独立画面表现的方式，大量采取了如连环画图样横向展开、成长卷画幅式的布局。每个佛教故事依情节的发展顺序，可绘制成多幅连续画面。如第428窟的“ 舍身饲虎图”，前后共绘了11幅画面。在绘制此类长幅壁画时，洞窟的壁面往往按上中下分层，这恰是中原汉画像石艺术的典型构图模式。在技法上，敦煌壁画除继承西域壁画晕染法和线描法外，又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晕染效果更加柔和、圆润，线条更为自由、奔放。

　　敦煌石窟中的彩绘泥塑，虽不如壁画绚丽夺目，但也成就卓然。其早期造像多为一佛二菩萨的三身组合，隋唐以后，出现了一铺七身或九身的群像，身姿各异，服饰雍容华丽。特别是盛唐以后的许多优秀作品，如纤腰柔掌、曲眉秀目的菩萨和刚健勇武的神将，简直就如同具有生命活力的真实人体。这些造像的体态和面貌都呈现出典型的华人特征，寓示着外来佛教已经实现了向中国佛教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