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秦朝，中央和地方往来文件日多，各地文化、信息交流频繁，人们写字就要求便易快速，而不讲究字形的规整和线条的粗细、长短、曲直合度和一律了。写字求美的心理也在参与这种变化的过程。人们认为，工整匀称、形态单一的线条和字还不如适当的参差、错落、变化，富有力感、动感和节奏感的更为美观。于是小篆逐步出现各种各样的草体或俗体，后人称之为草篆。

    草篆与小篆的面目相去日远，成为篆不像篆、隶不像隶的模样；后来，隶的成分越来越多，但还没达到后来的标准隶书的模样，后世便称它为古隶。

帛书古隶 汉朝 1973 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

竹简古隶 汉朝 1959 年出土于甘肃武威

    在篆书进一步解构的过程中，线条的粗细、长短一律的规矩越来越为自由书写的各种各样尝试所打破。有人加重捺笔、加长竖画和钩画，甚至还大胆尝试一种叫做“蚕头雁尾”的新式横画：当字中只有一个横画时，便将头部写得特别粗重，像个蚕头；同时将这一横画的末端向上翘起，像雁的尾巴。若一字中有两三个横画并列，就将最下面的一横用“蚕头雁尾”，其余的横则写得稍短，而且也不变动头尾的原来形状。这种尝试日渐得到众多书写者的赞赏，终于成为有别于古隶的一种新的书体，正式称做隶书，《史晨碑》是其样板之一。其定型时间在东汉（公元1 世纪）。它是继篆书之后的第二种基体字。

《史晨碑》 部分 东汉

隶书横画的蚕头雁尾

    上述“篆书— 古隶—隶书” 的演化过程， 是直到近数十年中才弄清楚的。在此以前的两千年中，人们在篆书与后来的刻在石碑上的汉隶之间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过渡的连接环节。前者是怎样变成面貌迥不相同的后者的，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这种情况正如同我们在上一章谈及的距今5000—7000 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彩陶上的刻划、图形符号与相隔两三千年后才出现的甲骨文、金文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或者甚至像我们的远古石记录，而成为一片空白一样。

    千幸万幸，从19、20 世纪之交开始，在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以及湖南、湖北、山东、河南等省区发现了大量的秦、汉时期的竹简木简。那是写在长约20—30 厘米、宽约1—5 厘米的竹片或木片上的书法遗存，总量达10 万枚。我们从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古隶，它与我们在碑石上看到的东汉隶书不同，似篆非篆，似隶非隶，是两者之间的典型过渡形式。谜底终于解开了。

    在隶书之后，还是出于求简又求美求新的要求，人们将规整的隶体写出种种新的草体或俗体。蚕头雁尾的横画写起来太费功夫，就舍弃了，却又顺手写出波挑分明的重重的捺笔。这种草体简易草率、流利多姿、笔画常连，但仍保持字字独立。它称作章草，盛行于公元3—4 世纪。后来写的人不多。

索靖章草《出师颂》 部分 晋朝

    章草之后或同时又出现了今草，但它不是直接从章草演化而成，古隶和隶书才是它的亲本。今草与章草的不同主要在于：章草字字独立，今草上下字势牵连映带；章草有点画顿挫，今草却无；章草讲求功力，今草讲求天然。

    行书是隶书的又一个后代，最便于日常书写，如书信、文稿、公文。它容易辨认，简便灵活，风神洒落。它在发展、成熟过程中，也从楷书、草书的笔意吸取养分。

王珣行草《伯远帖》 晋朝

王珣（350—401) 曾任尚书令，王羲之的族侄。他以文章书法闻名于世，

被时人推为“草圣”。这幅《伯远帖》共47 字，是极为难得的晋人真手迹。

它与后面两处刊登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P.91）及王献之《中秋帖》（P.55）是清朝

乾隆皇帝“三希堂”（宫中一个雅室）中的三件希世书法珍品，该堂就是以此命名的。

    大约在上述各种新体出现的同时，楷书也诞生了。人们在简牍上写隶书感到蚕头雁尾及重重的捺画不够简便，便舍去不用，而增减一些笔画形式。又从行书中吸取一些笔意，完成了楷书的形式。它虽也开始于汉代，但最后定型是在公元7 世纪的唐朝初叶，成为其后一千三百多年来的第三代基体字。在它之后再没有别的字体能取代它的基体字地位。

    以上介绍了隶书及由它带来的几个主要新书体。除此而外，后来又由它们派生出一些书体，如介于行书与草书之间的行草，介于楷书与行书间的行楷，以及由草书中分出的极为放纵、夸张、动感强烈的狂草。按辈分说，这些都是隶书的孙子辈了。

    有人曾说隶书是篆书的不肖后代，因为它破坏了篆书的笔画及字的形态和结构。此言差矣。公平地说，恰恰相反，它可是个承先启后、创业兴家的好儿郎，正是它及它的革命性演变才使得汉字和书法家族能够风行于人间百代，翱翔于艺术九霄。

    在这里我们还需说明一下今日的简化字及汉字排列方式的改变情况。半个世纪以来，为了方便书写及阅读，政府规定在日常书写及印刷排字中改用简化汉字；一字有几种写法的，则改用一种写法。与此同时，也将汉字的旧排列法，改为字的排列是从左到右的横式、行的排列是从上到下的纵式。但写书法艺术仍沿用传统的样式，不作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