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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背景是古代金石书法遗存被发现、发掘出来。长期生活在文字狱阴影下的文士、学者们现在找到了免罹文网、寄情排忧的好办法：从事考据学和金石文字的研究。其中一些爱好书法的人又对这些醇古朴的古代文字进行摹写，写着写着就有所悟地变化其形态、体势，以显示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创造能力。影响之下，有人在原先风行于世的楷、行、草之外，兴起精治带有金石气息的古老书体。这就使样式多了，风情也多了，整个书坛开始出现新鲜气息了。

这股起于青苹之末的变革之风吹到19 世纪末叶，有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康有为出来，力倡学习北碑，震撼书坛，使书法的变革出现强劲的新势头。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重要一章的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他于1888 年以后的九年间曾七次上书皇帝，要求变法。皇帝同意了，开始了变法运动，但为期刚到百日便遭到太后的镇压，运动归于失败。他在北京鼓吹政治改革期间，购买了许多碑帖，进行研究，于1899 年写成了一部长达六万字的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以求振兴当时书坛萎靡不振的局面。这场书法维新运动获得了成功，它的命运迥异于政治上的维新运动，康有为在九泉之下应是感到一丝欣慰的。

康有为所倡导学习的北碑主要指公元4—6 世纪北魏时代的墓碑及造像题记等刻石书法。它分布于北方的河南、山东广大地区。字体为楷体，多半是由乡野地区文化不高的人写成和刻成的，字形丑拙，笔画常有错误，因此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们视为书法艺术。康氏却别具慧眼，指出它虽丑拙，但是天真可爱，活泼清新，具有明显的阳刚之美、力量之美、奇宕之美。

魏碑《道匠造像》

康氏在论著的第一章中用他的政治维新思想来说明书法也亟需变革的道理。他指出当时的书法与政治一样，都必须改革，物极必反，这是天理。这种理论鼓励众多治书者敢于向君王倡导、学府支持的帖学举起反叛大旗，并将那些过去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魏碑带进了书斋，学而习之，挂上了高堂，炫而耀之。有人形容当时的盛况是“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

在这股浪潮的荡激下，青铜器上的和刚刚发现不久的甲骨文上的篆书、石碑上的隶书、权量上、竹木简上以及砖刻、瓦当、丝帛、封泥上的古老文字也都受到广泛重视，并被用做学习和创新的样本。这样一来，它们与魏碑合到一起，就成了广义的碑学。康氏本人当然也醉心于北碑，将北碑的特质与他早年学习唐、宋的欧阳询、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字帖糅到一起，自立门户，写出一种“康体”行书，其特点是结体紧密，奇险多力。

康有为行书对联

清末金石学家、书法家杨守敬，对碑帖有深刻的研究。他有句名言：“集帖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他的碑帖互补的方法是：行笔涩多于疾，留多于行，力求显示出特殊的力感；在结字布白方面，稳中有险，平中求奇，巧中带拙，使活泼秀润的作品中带有魏碑的不事雕琢、深厚天成的特征。康有为及他同时代的许多治书者走的都是碑帖互补、碑帖并用的变革之路。当然，各人在这方面的创新实践是多种多样的。下面我们选用几位前辈以及当代人的书作，并作一些解说。

杨守敬行书对联清末

当代人中，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陆维钊算得上是成就突出的一位。他诗书画兼擅，对于历史、哲学、音乐也有精深的研究。在书法创新方面，他探出了亦篆亦隶的新书体，又大胆地运用草书、行书的结字审美原理来将篆字解构、变形，以打破其整齐、平衡、对称的字势，既保持了古拙峻厚的金石风骨，又增添了活泼舒展的行草意味。他采用的具体办法是将有左右部分的篆字拉开距离：将一个部分增长，另一个部分缩短；又缩短行距、拉长列距。这样一来，整幅作品便出现了与古典篆书大异其趣的参差错落、疏密缤纷的局面。

陆维钊篆书条幅

吴尚杰的一幅作品，用的是晋朝南碑《爨宝子碑》书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吴的作品是用毛笔书写，虽未显示出石刻南碑那样的犀利刀锋，但却得到1500 年前那块南碑的精髓：淳朴险峻、稚拙清新，同时又增添了草意，显得活泼可爱。

《爨宝子碑》部分晋朝

吴尚杰碑体对联

我们从上述四章谈及的时代书风转换中可以看出书法演化的一条轨迹。若将晋朝崇尚风韵定为一个起点，那么崇尚法度的唐朝则是对它的一个否定。后来，崇尚意趣的宋朝，又对唐朝书风进行了否定。它们正应了哲学上“正反合”的三段式。在这当中，崇尚意趣的宋朝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晋朝的崇尚风韵，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将晋、唐两朝的书风精华统一起来，这就是“正反合”中的“合”。同理，若将唐朝书风定为又一个发展起点，宋朝书风则是对它的否定。其后的崇尚朴质的清末书风，又是对宋朝书风作了否定之否定。这就成了又一个三段式。天道轮回，亦复多变；艺道也是常变常新。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三段式链条构成的、或者说不断旋转升高的螺旋体样的发展史。

清王朝结束于1911 年。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发生了约近20 年的军阀混战，接着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广大东部省分遭到敌人的蹂躏。了解了这样的苦难屈辱背景，我们对于当时书坛人士艰苦撑持这块文艺园地，并将清末书坛的变革向前推进，不能不深深敬佩！当时书家人数众多，不能一一提到。1998 年2 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美术馆主办了“二十世纪著名书法家遗作展”，使我们集中地见到了近百位老一辈名家的原墨手迹。他们之中有思想家、政治家、学界泰斗、艺术大师，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于右任、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沈尹默、沙孟海、潘天寿、林散之等。展品中各种字体的书法俱备，从各人的技法、风格和美学观念来看，则是各有所宗，或师承帖学，化出个人特色，或将碑风帖意融铸于一炉，翻出有别于前人书法神采气韵的新样式。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 多年来，中国书法呈现了历史上极为少见的繁荣景象。其社会背景是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及文化教育程度节节提高，使舞文弄墨得以成为寻常百姓生活中一项活动，这就打破了千百年来书坛由文人雅士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小学普遍开设书法课，作为美育的一项。许多大学以书法作为一门选修课。国家还将书法列为二级学科，从而使书法理论的研究工作正式列入学科范围。各地为退休的老人开办老年学校，其中有书法一门课程，或为他们举办书法函授班。全国有众多的书法报刊，不少出版社印制了大量碑帖及其他书法书籍。各地电视台常开设书法讲座。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1 年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随后也相继成立分会。它们经常举办书法展览、国内和国际的学术讨论会等等活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股书法热潮中，书家辈出，各显风骚。年长的书家老当益壮，写出了堪为后生师法的精品。对新事物最为敏锐、进取心最为强烈的中青年作者勇于创新求变，写出了富有时代气息、令人眼目一新的佳作。书法理论研究也是空前活跃，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是由于当代人比之古人有许多优越条件，特别是：大量书法遗存（如甲骨文、竹简、帛书）和史料的发现；有关参考书及工具书的大量出版发行；书学研究者有机会和条件从现代科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等以及从诸多姊妹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诗歌、小说、工艺、园林）的研究新领域、新成果中得到借鉴和启迪。总之，在当今时代，书法样式的繁多、体势情韵的繁多、风格流派的繁多，理论领域的扩大、研究讨论的深入，都是前人未曾梦见过的。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书法这一段历程，称得上是这门艺术漫漫征途上一块最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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