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人家”西递

　　公元200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中国安徽省境内的古村落西递和宏村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年初春，受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日本专家大河直躬博士作实地考察后高度评价说：“像宏村这样的乡村景观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西递村还保存了景致如画的古街巷，这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此前的1997年，云南丽江古城和山西平遥古城分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江南水乡江苏周庄也正在申报之中。中国传统民居正不断地向世界撩开面纱，逐渐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大舞台。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加之民族众多、文化各异，因而传统民居聚落和民居建筑也形态繁多、异彩纷呈。本书以生活在传统民居中的人的生活习俗、行为特征与空间模式的互动来选择较有代表性、覆盖面较广的若干聚落实例予以介绍，大体上分为院落式民居、楼居式民居和穴居式民居几种。

四合院影壁（李玉祥摄影）

　　（一）

云南哀牢山区的土掌房

　　在所有民居模式中，院落式民居是中国最普遍的一类民居，也是民居形态中材料使用和结构技术最先进、构成因素最丰富、“礼”的层次最复杂和装修装饰最多样的一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农耕社会里最先进的一种民居模式，也是封建社会形态物化自然环境较理想的一种模式。院落式民居最主要的特征是封闭而有院落，中轴对称而主次、内外分明，主要分布在华北、中原、山东半岛和华南的平原和沿海地区，少数分布在西南的盆地平原地区以及台湾岛的平原地区。汉民族聚集的地区以及与汉文化交流密切的少数民族地区（如白、纳西等族）、少数民族中比较发达的部分地区（如壮、彝等族）、与汉民族混杂而居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满、回等族），都普遍采用了院落式民居。

北京四合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供图）

　　北京四合院是院落式中国民居的典型代表。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过程中，北京也同时立法保护古城范围内25 片胡同和四合院，从恭王府府邸到普通百姓家，几乎保留了院落式民居中四合院最完整、最齐全的形态；仅以大门为例，“奶子房”、“金柱门”、“广亮门”、“如意门”、“蛮子门”等，就构成了四合院大门的博物馆。晋商在明清之际，营建私家民宅为全国之翘楚, 号称“三晋第一宅”、拥有百多个大小院落的灵石县王家大院，其规模远大于因用来拍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声名远播的祁县乔家大院。

四合院彩画和雕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供图）

四合院大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供图）

徽州民居天井

闽西土楼民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供图）

　　四合院在北方平原地区极为广泛，尽管在规模、构成、装修装饰、院落小品（建筑小品：围绕主体性建筑而修建的小型构筑物，一般作为美化环境、烘托气氛、隔断空间、装饰陪衬主体建筑、供人们休息和观赏之用）等方面有许多变化，但其四合院的基本形态特征是共同的，例如著名的山东曲阜孔府、潍坊郑板桥（1693～ 1765, 清代著名画家）故居、山西平遥古城里众多钱庄的宅院等等。而广大农村村镇住宅虽不及典型的四合院那么完整，有的只有三合院、二合院（三合院、二合院: 指由三栋或两栋房子加围墙组成的院落），如辽宁、吉林一带满族向阳农宅，山西、陕西一带的“土围子”，但都一无例外地保有大门、围墙、院落、正厢房，应该说都是一种合院，是院落式民居的简易形式。院落式民居还有很多变异形态，例如由穴居生土建筑（生土建筑：以土为建筑材料直接营建而成的建筑）发展成的云南昆明“一颗印”（一颗印：平面呈方形，由正房、厢房和倒座组成，瓦顶土墙，因其平面布置紧凑、方方如印，故称为“一颗印”) 民居，由干栏木楼（干栏木楼：中国古代一种以木材为建材的营建模式，主要在南方地区）融合院落演变而成的安徽徽州天井（天井：中国传统建筑中，空间比较狭小而高的庭院通常称为天井，多见于南方湿热地区，有利于建筑通风）式民居；又如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主要立足于对外防御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民居，台湾台北一带由闽粤移民兴建的“大厝”——红砖墙、坡屋顶、弧形防火墙构成的院落民居等等。

　　院落式民居的形态最早出现在秦汉（前221～220）之际，东汉（25～220）画像砖给我们留下了较完整的形象。“秦砖汉瓦”的技术支撑、封建农耕家庭模式的完善以及礼制的普及为这类住屋文化的普及创造了条件。这种民居模式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曾精辟地概括了四合院的特色：“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此置室之最近之法，最利于用，亦足以为观美。”（王国维：《明堂庙寝考》）文学泰斗林语堂（1895～1976）则从社会心理层面表述了中国人喜爱院落式民居的原因，他指出：院落式民居正像中国建筑的屋顶一样，被覆地面，而不像哥特式建筑塔尖那样耸峙云端。这种精神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为人们尘世生活的和谐幸福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中国式的屋顶表明, 幸福首先应该在家里找到。

　　（二）

　　穴居式民居和楼居式民居在自然生态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它是保存原始建筑特征最多的民居建筑模式，中国的西南山地亚热带地区和西北黄土高原干旱区是这两类民居最集中的区域。

窑洞民居

　　穴居式民居最典型的代表是“窑洞民居”。中国的中西部豫、晋、陕、甘地区保存了大量的窑洞民居。在豫西、陕南平原地区有一种名为“地坑窑”的模式，整个窑洞民居位于地面之下，一个地坑为几十米见方的方形深坑，沿坑面凿窑，土阶道出入；其聚落特征是数户到十多户人家聚居，陕西西安左近的礼泉县仍完整保留有这种模式。丘壑地区则广泛采用“沿崖窑”这一居住模式，这类窑洞通常沿等高线呈横向多层聚合，在天然山坡凿窑，往往数穴相通，并可在窑外以土坯围合坊院。在山西晋中等地则较多出现一种称为“锢窑”的混合形式，即在窑洞外连接一二层拱券式土坯房或砖房并以围墙围成院落，其聚落组合更为灵活，内部空间也更为丰富。而在台湾省台中泰雅族、台南兰屿岛雅美族聚居的地区，还保留一种半地穴民居的模式：它一般为矩形平面、卵石凹下约1.5米，上部为木构架结构，竹条为檩，覆以萱草作为屋顶，形态极为自然，相信这类模式传承到今是当地乡民应对台风、地震等多发灾难而成。尽管空间有限，这类民居室内仍少不了供神祭祀的位置。

藏族碉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供图）

　　无论窑洞民居还是土筑房、土掌房民居，及至扩大到中国西北干旱、荒漠地区的一些以土坯、夯土、石砌等生土构筑而成的民居，如青海东部的“庄廓”、川青藏一带藏族的“碉房”，乃至新疆喀什地区的“高台民居”，均被列入“生土建筑民居”一类。

　　考古和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穴居”是人类初始的民居。史料记载，公元前8000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黄土高原的先民就掘土而居。早期穴居分为两类：一是天然洞穴，主要流行在旧石器时代；再就是大体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后而形成的“穴居”建筑。其中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最值得重视，其房屋多呈方形或圆形半地穴模式，显然是脱离天然洞穴不久。它表明人类已由山地“野处”聚集到平原定居、由狩猎采集进步到农耕垦植、由洞穴向地面过渡。半坡遗址是溯源传统民居、了解先民人居环境最好的实景，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瞩目，不仅学者趋之若鹜，到此观光的游客也络绎不绝。

　　( 三)

　　干栏穿斗架（干栏穿斗架：穿斗式构架为中国古代建筑木构架的一种形式，这种构架以柱直接承受檩条，没有梁，又称为“立贴式”）木楼是楼居式民居的典型代表，它集中分布在西南亚热带地区的少数民族山区。这种楼居形式把楼居的空间形态和组合，依山就势的支撑、悬挑和错层以及木构件的卯榫（卯榫：卯眼和榫头，中国传统木建筑和家具构件相互连接的方式）技术推向了极高的水平，它和少数民族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民俗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丰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干栏穿斗木楼

广西三江县马安寨鼓楼

广西侗寨风雨桥

　　传统的典型干栏木楼全身是木，木构架、木檩椽、木板墙、树皮瓦，连接处用榫头穿卯眼，甚至没有一根铁钉、一件铁钩。房屋平面呈矩形，屋顶为双坡大“悬山式”（悬山式：悬山也叫“挑山”，是前后成两坡而桁檩突出在山墙之外的屋顶；坡是指从侧面看为人字型的两片屋顶），架空两至三层，家家户户多沿山坡密集聚合。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自治州民居，则是大量使用毛竹的竹木混合构架的干栏竹楼，其不同处是竹材连接多用棕绳、藤条绑扎；屋顶称为“孔明帽”并有燕尾状的“千木”，是一种类以“歇山式”（歇山式：歇山式屋顶由前后两个大坡檐、两侧两个小坡檐及两个垂直的等腰三角形墙面组成；天安门城楼就运用了重檐歇山屋顶）四坡大屋顶。这一地区的景颇族、基诺族、哈尼族等也多沿用竹楼，在架空层的高低、是否搭配土坯、萱草、瓦顶等建筑材料以及图腾供奉上则大同小异。云南的竹楼寨还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如傣寨寨寨有水井，井台刻意装饰，甚至有井亭及守护的石雕神兽；傣家人人勤洗浴，有“宁可食无好肉，不可居无好水”之说，重视水源质量是当地一种良好的生活习俗。又如哈尼族的寨门常以树干搭成门框状置于入寨大路之中，横木上覆以兽皮，逐渐演变成鸟形雕刻。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先生经过大量考证断定：日本传统建筑的“鸟居”（鸟居：一种牌楼式门，常设于通向神社的大道上或神社周围的木栅栏处）牌坊以及日本民居屋脊的“千木”都源自云南。此外川西南峨嵋山地区，重庆地区以及湘西凤凰一带山地、滨水地区的“吊脚楼”，台湾阿里山区曹族和台东卑南族的“圆竹楼”等，就其营造渊源和民居基本构架、空间理念来说，大体也是楼居式的另类模式。

　　“巢居”和“穴居”同为中国传统民居之最原始的形态，“南巢北穴”是古人的概括；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晋朝文人张华（232～300）在《博物志》中的记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至于首记“干栏”名称的则为北齐人的《魏书· 僚传》，该书指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唐宋之后文献、野史记载更多。明朝徐霞客（1587～1641，著名地理学家）在《徐霞客游记·粤西游记》中所记载的木楼寨和现存的传统干栏木楼寨几乎完全一样。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干栏木楼民居曾广泛流行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半个中国，凡流行之处，都是湿热多雨的山地、丘陵，其生态资源是林木茂密，其生产方式为稻作农耕，其居住习俗已发展为聚集定居，其建筑技艺水平则已普及了先进的伐木、加工、雕琢。这一地区历史上统称为“百越”，细分为江浙一带的“于越”、福建一带的“闽越”和皖赣一带的“山越”等等；“干栏”的住屋文化是百越的共同特征，聚落的图腾、场院、入口以及构造、材料的细分，以及与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相融合，传承下来则为今天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千姿百态的众多民居聚落。

浙江乌镇水街民居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林木资源的锐减、砖瓦等建筑材料的普及以及其他因素，南方汉民族以及平原地区的少数民族陆续告别干栏木楼，演进成许多变异和新型的形态模式，如浙江的水街民居、安徽的天井式民居、闽南的土楼、昆明的“一颗印”等等。

浙江绍兴民居

　　中国传统民居尽可能地顺应自然，或虽然改造自然却加以补偿。作为民居的聚合体，传统聚落的产生和发展充分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生态资源，同时也非常注意节约资源，重视理水（理水：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的水景处理），充分利用乡土建筑材料，利用自然温差御寒防暑等等，反映了重视局部生态平衡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中国民居形态丰富而不繁杂，巧妙而不做作，关键在于创造它的广大乡民习于农耕，适应大自然变化的规律。他们历来注重对比中的和谐、渐变中的韵律，朝朝暮暮、生生息息往复不已，因而形成了浓郁的乡土田园的审美情趣，其特征为：

“鸡腿”木楼

负阴抱阳、背山面水

马头墙之韵律

　　——美在自然。中国民居亲山亲水，充沛的阳光、深邃的阴影、明亮的天空、浓密的树林，建筑则生长于其中。美在自然还有一层更具启迪性的意义：中国民居中人工创造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很少有牵强附会之作，无论是民居的形象、色彩、质感、光影等等，几乎都与功能、材料和结构紧密结合，如马头墙（马头墙：即封火山墙，为建筑两侧山墙高出屋顶的一种做法，用以避开其他建筑的火灾蔓延至自身）防火、门罩（门罩：建筑入口上方挑出墙面的构件，类似于小雨篷，起到遮阳避雨与装饰的作用）遮雨、屋脊压瓦堵缝，“鸡腿”（鸡腿：即干栏木楼，其底层架空的柱子状如“鸡腿”，故名）木楼空间防潮避湿等等。民居形态构成因素和装饰一开始就依附于实用需要，这就注定了它的“原生”和“鸡腿”木楼负阴抱阳、背山面水马头墙之韵律“自然”、“有机”与“质朴”的个性, 其“拙”之美、“生”之美，是任何矫揉造作都难以匹敌的。

闽西五风楼（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供图）

　　——有机随机、无法有法。各类民居形态构成中最主要的是建筑材料，乡土民居就地取材，如山之木、原之土、滩之石、田之草等等，这就使得幢幢民居宛如生长于大地，与自然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依山就势，该悬挑则悬挑，该支撑则支撑，干栏木楼民居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在民居聚落的布局上，沿河溪则顺河道，傍山丘则依山势；有平地则聚之，无平地则散之。这看似无法，但无法之中则寓有“顺其自然”、“因地制宜”之大法。

和而不同的人居聚落

　　——和而不同。这一特点非常适合居住环境的形态要求。一个地区的民居形式，其大体相同的材料、结构和空间、平面的构成，形成了相同的色彩、和而不同的人居聚落质感、形象乃至建筑“符号”，体现着民居的“趋同感”。但趋同不是雷同，相近中又有千变万化，这主要体现在造型元素的组合搭配和本身技艺的精细变化上，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整体和谐下的个性发挥，也增强了可识别性，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乡土民居建筑是相对于宫殿、寺庙建筑、文人士大夫府邸等城市建筑而言的，它和俚语小曲、赶摆歌墟、民族服饰、地方风情、民间故事乃至“大阿福”、布老虎、剪纸、糖葫芦这样一些民俗民风共同构成了一种所谓的俗文化。它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滋生、繁衍、发达在乡土、市井的最底层社会之中。广大民众创造了它，享用了它，同时也传承了它。民俗民风更贴近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社会和自然生态，更贴近人本身的生活。它生机勃勃、延绵不已的道理也很简单：最广大的乡民要生存、要发展，他们用有限的手段、少量的钱财，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自己的心愿构筑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民居折射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着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勤劳、智慧和理想。中国传统建筑中，既有堂皇者如皇城、宫殿、府邸，又有高雅者如园林、书院、寺庙，而它们的“根”——从精神层次的“软件”到物质层次的“硬件”却无不建立在内涵丰富、厚重的民居基础之上。

　　　　　　　　　　　　　　　　　　　单德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