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

《周礼·考工记》

    世界上最早的铜器是在土耳其发现的，距今已有9000年的历史。中国最早的铜器是在仰韶文化时期，距今已有6000余年。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青铜器是铜和锡的合金，有时还含有一定的铅。其残片质厚薄均匀，是用多陶范法铸造的青铜器。齐家文化遗存处出土有一些青铜器、黄铜器、红铜器、铜镜、炼铜坩埚的整体或残片，还有炼铜剩下的铜渣。这说明公元前2000年的齐家文化已进入青铜时期。夏代是一个基本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的时代，在著名的考古发掘地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件铜爵最能说明当时的青铜工艺水平，含铜92％，锡7％，系复合范铸造而成。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

    青铜时代的鼎盛期是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1600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在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兵器中有戈、殳、戟、矛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的像鸟、像凤、像人。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有龙凤装饰的青铜器

    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制作工艺精巧绝伦，二是规模宏大、举世无双，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和雄伟气概。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感，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有绿松石、玉、红铜等，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西周的青铜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铭文普遍存在而且字数很多，西周康王的大盂鼎就有291字，毛公鼎有497字。这些铭文被称为金文，不但显示了青铜器制作的精美和冶铸水平，而且也成为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

    青铜器冶铸以其宏大壮丽引人注目。商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中，不乏上百斤的礼器，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商代晚期的器物，高133厘米，长111厘米，宽79厘米，1995年测定重达832.84公斤，是中国商周时代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青铜器之一。它造型瑰丽浑朴，典雅庄重，鼎外布满了花纹，人们在它面前，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受到某种震撼，它的形象往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出现。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

“金六剂”示意图。“金六齐（剂）”是《考工记》

关于合金成分的叙述，是先秦时期中国青铜器制造工艺的总结。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迅速提高，这时期的手工业技术专著《考工记》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大刃、削杀矢、鉴燧等六种青铜器的合金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冶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1965年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的花纹，异常华丽，毫无锈蚀，色泽如新。

刻有文字的吴王夫差剑

    古代青铜器另两件震惊世界的精品是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伞盖，御者为坐状。第二乘长3.17米、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结构最复杂的青铜器，其造型的完美和精致、马匹的生动和威猛令人惊叹。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按照秦始皇生前乘舆的1/2制作，通体施以彩绘，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真实再现了秦始皇车驾的风采。

    中国古代铜冶金的成就杰出而全面，不仅有青铜，还研究出了水法炼铜、黄铜和白铜，就冶铸规模来讲也是举世无匹的。湖北大冶铜绿山的古铜矿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占地14万平方米，矿井深达50多米，竖井、巷道、平巷等构成了完整的矿井体系，矿石初选在井下进行，巷道支护、照明、排水、提运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内纵横交错的古代的采掘井巷

铜绿山春秋炼铜炉复原图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矿井提升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