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省安西榆林石窟壁画中着回鹘服、梳回鹘髻的回鹘公主（张大千摹，华梅提供）

    众所周知，丝是中国独特的发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出产和使用丝的国家。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的元妃“嫘祖”，是公认的养蚕取丝的始祖。她提倡养蚕、育蚕种，亲自采桑治丝。古代皇帝供奉她为“蚕神”。据考古资料，中国利用蚕丝的时代比传说中嫘祖生活的年代更早。

    战国时的荀子（约前313-238）所作的《蚕赋》，记述了“马头娘”的传说：一个少女的父亲被邻人劫走，只留下了乘马。少女的母亲说，谁能将其找回，就将女儿许配给谁。结果那匹马闻言脱缰而去，真的将父亲接回来了。母亲却忘了自己的许诺。马整日嘶鸣，不肯饮食。父亲知道原委后非常愤怒，认为马不该有此妄想，一怒之下将马杀了，晒皮于庭中。有一天，少女由此经过，马皮卷上少女飞上桑树，变作了蚕，从此这位少女就被民间奉为蚕神。“蚕神”的影响波及到了东南亚和日本等地，那里都供奉“马头娘”。

    神话传说之外，关于丝的早期应用，还有更为准确的资料。1958 年，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浙江余杭）中，出土了一批4700 年前的丝织品，它们是装在筐中的丝线、丝带、丝绳、绢片等，经鉴定，认为是家蚕丝制品。尽管这些文物已经炭化，但仍然能够分辨出丝帛的经纬度。丝带由16 根粗细丝线交织而成，宽度为5 毫米，丝线的投影宽度均为3 毫米，用三根丝束合股捻成，这表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3000 年前，商代甲骨文上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可见桑蚕业已经在生产中担当重要角色。河南安阳殷墟墓出土的铜觯和铜钺，与甲骨文同一时期，上面的菱纹与回纹印痕清晰可辨，这些丝织物的残痕表明，商代已能织出菱形斜纹的绮，而周代已能织出多色提花锦了。1959 年，江苏吴江梅堰遗址中出土的黑陶，其纹饰有蚕形纹，描绘得具体真实，反映出人们对蚕的熟悉程度。作为儒家经典，汇集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的《尚书》，也有关于丝的记载，在记述各地贡物的文字中，已有丝、彩绸、柞蚕丝、黑色的绸、白色的绢、细绵、细葛等物品。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比之以前更发达。男耕女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经济特征，种植桑麻，从事纺织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经济图景。由于当时的养蚕方法已经十分讲究，缫出的蚕丝质量也很高，其纤维之细之匀，可与近代的相媲美。

    至于汉代，从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织锦来看，每根纱由四五根丝线组成，而每根丝线又由十四五根丝纤维组成，也就是说每根纱竟由54根丝纤维捻成。如此高的丝纺水平，同时也推动着染、绣的发展，使它的成品更加美观也更富表现力。

    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丝独特的质感已渐渐成为一种风格化的象征，象征着东方美学的精神气质。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有了丝，中国服饰才呈现出风神飘逸的灵动之美；因为有了丝，中国画中的人物形象才呈现出一种春蚕吐丝般的线条之美。

    中国与中亚、西亚诸国的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就开始了，这是依据青铜文化发生发展情况而做出的推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是民族间和区域间的交流往来，使得服饰文化更加绚丽多姿。而其中，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苏州盛产丝绸。苏州妇女素有擅绣传统。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光十色的花线，加之穷尽一生掌握的繁复技巧，使得苏绣成为中国刺绣艺术的代表作品。中华民族传统图案牡丹雍容富贵，在精美的刺绣工艺中别具优雅美感。（Imaginechina 提供）

    从公元前5 世纪起，中国的丝织品开始传到西方，因为丝太美太独特了，甚至被西方人赞誉为天堂里才有的东西。希腊人、罗马人将中国称为Serica，将中国人写成Seris，这两个词都是由Serge（丝）转化而来。据一本西方史书记载，古罗马的恺撒大帝（前100-44）穿着中国的丝绸袍服去看戏，致使全场的人都不看戏，而争先恐后观看那件丝绸衣。中国丝绸传入印度也很早，公元2 世纪后，印度法律中已有关于惩罚偷丝的规定；公元前4 世纪的印度古书中，记载有“中国的成捆的丝”的说法。

    公元前138 年和公元前119 年，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114）等人出使西域。这些使者携带大批的丝绸、陶瓷等中原物产，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沿途以丝绸衣料作为礼物或换取给养，同时，这些国家也将本地的毛织物及香料等赠送或出口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一条以丝绸为主的贸易之路。从汉至唐，这条路上驼铃声声，商队往来不绝，“丝绸之路”也由此繁荣起来。

    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中国制造的丝就通过波斯大量地进入罗马市场，从而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巨额入超。公元3 世纪，罗马帝国的丝绸价格曾一度上涨到与同等重量的黄金一样贵，连奥勒良奴斯皇帝本人也不再穿丝绸衣服，也不准他的妻子穿。公元4 世纪，由于经济形势好转，在新都君士坦丁堡，穿丝绸衣服的风尚才又流行起来，而且逐渐普及到下层社会。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统治之时，养蚕技术传入了拜占庭统治区。至公元6 世纪中叶，发源于中国的丝织业，从原料生产到纺织成品这一整套过程终于在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区扎下了根。

    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起点是汉唐都城长安，终点到波罗的海。而丝绸之路向西北延伸的同时，也通向了日本。公元107 年，当时的日本国王派遣由160 人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重点学习刺绣、缝纫、织锦等手艺。回国后，代表团向国王汇报在中国的见闻，并呈献了带回的丝绸、织锦产品。以后百余年，日本曾多次派工匠到中国学习技艺。而从中国去日本的大量织工，也为古代日本丝织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公元457 年继位的雄略天皇，热心倡导织绣工艺，曾诏令后妃、宫女养蚕，以实现他将日本变成“衣冠之国”的理想。他临终时的遗诏，有“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唯以遗恨”之语。七八世纪时，日本天皇的衮龙御衣（君王礼服），在红色的绫缎上绣有日、月、星、山、龙、雉、火等十二纹章，与中国帝王的龙袍非常相似。

    在日本出版的《文化服装讲座》一书中，日本飞鸟时代（552-645）、奈良时代（673-794）以及平安时代（794-1192）前期的服装，被称为模仿隋唐时代。这个阶段的日本服装式样受到唐服强烈的影响，以唐代中国纹样为主改良而成的日本式“有职花样”，有云鹤、涌浪、龟甲、凤凰、麒麟等，是平安时代官僚阶层使用的纹饰。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时，也带来本国出产的银、丝、棉、布等与中国人交易，这无疑促进了中日之间的服饰交流。

    说到丝绸之路，还不能忽略海上丝绸之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国与东南亚沿海国、岛国以至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它在东汉以前开始出现，至中国元、明两代进入盛期。当年的罗马帝国曾将象牙、犀角、玳瑁献给东汉朝廷，波斯（现伊朗）、天竺（古印度）、狮子国（现斯里兰卡）以及扶南（位于现柬埔寨及越南南部地区）等国在接受中国的丝、绢、绫、锦的同时，也向中国输入了明珠、翠羽、犀角、象牙、香料、玳瑁、琉璃、火布（石棉）、吉贝（棉布）等物品。经唐、

    宋至元、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极盛时期。其中南京、苏州、杭州生产的金锦、丝绸及各种绢、绫、锦、缎等远销到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伊朗、伊拉克、也门、沙特阿拉伯、埃及、摩洛哥、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地。16 世纪下半叶起，西班牙侵占菲律宾后，通过占领地大量收购中国丝绸，然后转口运到美国，从而开辟了一条从马尼拉到美国多个港口的航线，这条航线因贩运中国丝绸而闻名。

    穿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贯穿中国西南从而联系周边国家的南方丝绸之路，使明亮、柔软的丝绸源源不断地销往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诸国，中国的养蚕、缫丝、织锦技术也传播到了海外。这为中国服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同时，通过丝绸之路，其他国家的服饰、工艺、风格也对中国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与中亚、西亚长期保持大规模经济往来和人员流动，使得服饰的纹样和题材明显带着文化杂交的痕迹。在内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汉代织物上，有带翅膀的兽形，这明显是受到西亚“翼兽”影响。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蓝印花布上，既有典型的印度犍陀罗风格的深目高鼻的半裸体菩萨形象，又有代表中原汉族传统的龙纹图案，而中间的残留部位，还清楚地留有狮子的一条后腿和尾巴。中原人正是经由丝绸之路才认识这种猛兽的。另外，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东汉丝织物和毛织物上，既有西域的植物纹和葡萄纹，又有希腊神话中人首马身的“堪陀儿”，还有中原的武士形象，可以说，织物记载着服饰文化的交流。

    最先在希腊、罗马流行的忍冬纹，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工艺纹样中盛行起来。通过对称、均衡、动静结合等手法，将忍冬纹组合成波状、环形、方形、菱形、心形、龟背纹等各种图案，或变化成鸽子、孔雀等飞禽栖息的缠枝藤蔓，或与莲花结合成自由式图案。而联珠、对鸟、对狮与“同”字组合的纹锦，既直接采用了波斯萨桑王朝图案，又保留了以汉字做纹饰主题的传统手法。文化交流在服装款式上的体现，以盛唐时期最为突出。西亚、东欧和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客商，将歌舞、乐器、杂技以及其他生活方式沿丝绸之路带进中原。在有关唐玄宗（712-755 在位）和杨贵妃（719-756）的传说中，经常提到《霓裳羽衣曲》，其中舞者所穿的舞服“羽衣”，就是吸收了天竺（古印度）服饰特色，又与中国传统舞服相融合的。还有些纯正的外来舞蹈，如西域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胡腾舞”、康国（今撒马尔汗北）“胡旋舞”等所用的服装，原本是西域当地的常服，由于歌舞流行的影响力被吸收进了唐朝（618-907）人的舞服和日常服装。

    隋唐时期，女性接受了西北民族的“幂”，即从头遮到脚的大围巾。“幂”原本是为了防风沙的，但传入中原后，便成了新颖的服饰。唐初，女性戴帽檐下有一圈垂纱的帷帽，身着传统的上襦下裙，足蹬锦鞋。百余年后，妇女采用全套胡服，通常头戴绣花尖帽，身穿窄袖紧身翻领长袍，内着圆领丝衣和敞口沿边的合裆裤，足蹬高靿皮靴，腰间紧扎皮带。这套搭配中，帽、翻领、皮带等都有鲜明的异域风情。唐代中期，女性流行“髻堆面赭”，其中，“髻堆”出自西亚，即头发堆在头顶的发髻，面部涂赭红色粉妆的时尚则来自吐蕃（今西藏）。丝织的产生和完善造就了剌绣的诞生，作为一种地域广泛的手工艺品类，不同的地区和民族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刺绣工艺。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工艺渐趋成熟，这可从近百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这一时期的刺绣有经过夸张变形的龙、凤、虎等动物图案，有的还间以花草或几何图形，虎跃龙蟠，龙飞凤舞，刻画精妙，神情兼备；布局结构错落有致，穿插得体，用色丰富，对比和谐，画面极富韵律感。

    进入秦汉时期后，刺绣工艺已相当发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郡临淄（今山东临淄）为汉王室设官服三所，织工数千人，每年耗资万万。不仅帝王之家是“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毛织品）”，就连一般的富人也穿用“五色绣衣”，家居用具也用绣艺。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像教弥增”（佛教因造像众多，故也称之为“像教”）的时代，绣制佛像之风至唐盛极一时。这类绣佛巨制今天可在英国、日本博物馆里看到，其绣法严整精工，色彩瑰丽雄奇，诚为中国古代刺绣艺术的特殊成就之一。

    唐代刺绣的另一成就，是绣法上的推陈出新，发明了“平针绣”——一种流传至今的绣法，因其针法多变，刺绣者更能自由发挥，从而带来了刺绣发展史上的崭新时代。

    宋代是中国刺绣发达臻至高峰的时期，绣品的数量与质量均属空前，特别是在开创观赏性的刺绣艺术方面堪称绝后。唐宋时期的刺绣呈精致化趋势，主要是由它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里，女子都要学习“女红”，刺绣是一项基本技艺，正因如此，刺绣不仅是劳动妇女的“份内工作”，更是许多有闲阶级女性消遣、养性、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主要手段，绣品的功用也明确分为日用与观赏两种用途。许多文人也积极参与到绣品的创作中，形成了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画绣结合、精品倍增的局面。

    明代民间手工业的崛起，使得刺绣技术和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出现了以刺绣工艺闻名于世的家族和个人，绣品的需求和用途尤为广泛，一般实用绣品品质普遍提高，材质更加精良，技巧娴熟洗练。明代与后来的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刺绣最为风行的时期。在清代的二百多年间，一些地方性的刺绣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著名的有苏绣、粤绣、蜀绣、湘绣、京绣、鲁绣等，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绣品表现出东西文化交融的时代特色。

    如今，尽管时代风尚不断演变，机械化的生产业已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但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刺绣技艺却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中国不仅有许多地方名绣，一些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彝族、傣族、布依族、哈萨克族、瑶族、苗族、土家族、景颇族、侗族、白族、壮族、蒙古族、藏族等也都有其精彩的民族刺绣。刺绣工艺不仅用于服饰和家居用品中，更融合了中国绘画、书法的审美要素，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品形象，生动的展示着中华文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