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海一家定制服装的成衣店，裁缝正在为顾客试装。（1961 年摄，新华社摄影部提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伊始，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批判，也涉及到了服装和着装方式。在一些半殖民地色彩较浓的沿海城市，部分市民受西方着装习俗的影响，盛行西装革履、旗袍和高跟皮鞋；而大部分的城市依然有传统的长袍马褂。到这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政治宣传的深入人心，无论是西式服装还是旗袍、长袍马褂，一度被视为旧时代的糟粕，受到了工农群众的摒弃，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举止也由鞠躬作揖改为握手、敬礼。工农的着装样式——背带式的工装裤，圆顶有前檐的工作帽，胶底布鞋和白羊肚毛巾裹头，毡帽头儿或草帽，中式短袄和肥裤，方口黑布面布底鞋，等等，成了新风尚的代表。即使偶有改进，也不过是把劳动布上衣做成小敞领、贴口袋。城市妇女则在蓝、灰外衣里穿上各色花布棉袄。喜庆节日里，陕北大秧歌的大红色、嫩绿色绸带拦腰一系，两手各执一个绸带头，绸带随舞步飘动起来的形象，几乎在瞬间风行全国。

这幅合影照片上的人物着装反映了20世纪60 年代的男装潮流。

    于是，在着装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整齐划一的趋势，一些典型服式的普及程度十分惊人。如列宁服与花布棉袄就能够代表这种形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中国也出现了男人戴鸭舌帽——苏联人的工作帽，女人着“列宁服”的现象。所谓“列宁服”，是一种西服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的加一条同色布腰带，双襟中下方均有一个暗斜口袋。其实，“列宁服”并不是苏联女性的服式，苏联等东欧女性多穿裙装，只因具有了工农革命的符号意味，也就成了显示民族新生的服式。穿上这种衣服，款式新颖又显得思想进步，于是，成为当时政府机关女工作人员的典型服式。

    花布棉袄也是工农装的一个标志。它本来是中国女性最普遍的冬装，历史也很长了，但在20年代50年代，花布棉袄的穿着方式，则带有意识变革的痕迹。用鲜艳（多有红色）的小花布做成的棉袄，原来主要是少女及幼女的冬服，成年妇女多以质料不同的绸缎面料做棉袄面，城乡贫穷人家妇女则用素色棉布；可是由于当时具有传统特色的绸缎面料被认为带有浓重的封建味道，所以职业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穿小棉袄时，为了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频繁拆洗，一般都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

    20世纪50年代时，尚未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女性被统称为“家庭妇女”，这些人似乎还没有强烈的“妇女解放”意识，罩衣也大多是对襟疙瘩襻，中老年妇女则依旧是大襟式。而绝大部分女机关工作人员、女工人和女学生都用“列宁服”做罩衣。60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女性不再穿“列宁服”，而改穿“迎宾服”，这是一种翻领五扣上衣，与当时男人穿的中山服近似，只有领式和口袋儿上的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间非常普遍；此后才逐渐被淘汰，但在中老年妇女中一直穿用到90年代中后期。

    无论样式如何变化，那些罩住花布棉袄的外套大多为蓝、灰两色，少数是褐、黑色，且绝无杂色拼接。女人天性爱美，长期穿灰暗衣服难免感到压抑，所以，常将花棉袄有意无意做得比外罩长一点，这样就使得立领、袖口，特别是衣服下摆处隐约露出鲜艳的花色。尽管这样容易弄脏棉袄的局部，可是很多人都热衷于此，成了一种时尚。中国人多，什么服饰一旦流行开来，势头都十分惊人。谁能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会以军服为民服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虽说属于西式军服范畴，但在具体形制上，却尽量避免欧美军服的影响，而偏向于苏联军服风格。20世纪50年代，陆军军官戴大盖帽、士兵戴船形帽，军服的领式、武装带系扎样式等都是明显带有苏式军服的特征。海军则是较为标准的国际型，军官戴大盖帽，冬天着藏蓝色军服，夏天戴白帽，穿白上衣、蓝裤；士兵戴无檐大盖帽，帽后有两条黑色缎带，白上衣加蓝条的披领，裤子为蓝色，扎在上衣外，配褐色牛皮带。因为这种国际通行的水兵服非常好看，于是童装中曾长时间模仿，制作时只是将大盖帽做成软顶无檐帽，帽子一周的“中国人民海军”字样改为“中国人民小海军”字样，并泛称“海军服”。而其它陆军、空军的军服，普通百姓并不穿用。

    1965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军衔制，相应的变化是军人着装不分官兵一律头戴圆顶有前檐的解放帽，帽前一枚金属质红五星，上身穿制服领、五个钮扣的上衣，领子两端缝缀犹如两面红旗的长方形红色领章，没有军衔标志，也不佩肩章或臂章。官兵在服装上的区别仅限于面料和口袋，正排级及以上的军官用毛绦料，前襟上下共四个口袋；副排级及以下是士兵待遇，用的是棉布料，只有两个上口袋。女军人无裙装，也不戴无檐帽，军装式样与男装非常接近。陆军为一身橄榄绿，空军为上绿下蓝，海军为一身灰。由此，三军的制服领上衣泛称“军便服”（当年无礼服可言），最典型的军绿色成为主导的服色。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段非正常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都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也给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畸型的影响，那期间，穿着解放军服饰成了最革命、最纯洁、最可信任的象征。先是军人子弟翻出父辈的军服，一身绿军装加褐色皮腰带的形象开始引领潮流。随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小学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工人、农民开始成立“赤卫队”，一时“全民皆兵”。找不到真正的军服，“红卫兵”就去买仿制的军服，通称军便服；没有帽徽和领章、肩章，用印着黄色“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表明身份。

    建国后的前十几年，交通警察冬装为蓝色大盖帽、蓝衣、蓝裤，值勤交警上衣臂部套白色的长及肩头的套袖；夏装为白色大盖帽、白衣、蓝裤。到了“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警察的制服也全面仿制军服——服色改为绿色、大盖帽改为圆顶布质解放帽，黑皮鞋则改为绿色胶布鞋。只是帽前依旧佩警徽，以区别于解放军的红五星军徽。将全民着军便服推向又一个高潮的，是三千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1964年，第一批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开垦荒地，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被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是一身军绿色服装，有军帽但无帽徽、领章。

    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他们奔赴农村或边远地区时，国家发的几乎全部是军绿色服装。“全民皆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民兵操练，“拉出去练一练”的模拟行军相当普及。因此，工人、知识分子和在校学生都以一身军装为荣，不穿军便服的穿蓝、灰色制服，但也戴绿军帽，背一个打成井字格的行军背包，再斜背一个军用书包和水壶，脚穿胶鞋。这种人人穿军装的时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到来才逐渐结束。

    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过一段冬季流行穿军棉服的景象——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职务，每到冬季，很多人都穿一件军用棉大衣。这股“新潮”军服热刮了近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皮衣、羽绒服等大量上市，军大衣才逐渐被人们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