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的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
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本草学著作。而对于了解早期本草学发展历程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另一部本草著作，是三国时代华佗弟子吴普所著《本草》。此书虽已佚而不存，但从现存引用文字中可知，吴普《本草》在论说药物时，引用了神农、黄帝、岐伯、扁鹊等八家不同之说。
将吴普《本草》中引用的“神农”之说与《神农本草经》的文字加以比对，可看到二者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重要的不同。例如在药物味道的记载方面，相同83种，不同17种；在毒性记载方面的差距极大。
明代塑“药王”孙思邈鎏金铜像
故可认为，《神农本草经》是药物学系统中尊奉“神农”为鼻祖的流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大成之作，而此大成之作又在不断被后学修改补充。而吴普《本草》中八家之说的不同，更是反映出早期药物知识多元发展、各自为说的历史。因而无论是《神农本草经》具有神仙方术性质的将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还是其对矿物药的格外推崇，都只能代表其自身的特点，而不是当时整个药物知识体系的共性。
《康子馈药图》。《论语》记载孔子患病，季康送药给他，
孔子虽非常感谢，却说自己不知药性，不能随便服用。
清人绘《采药图》
早期本草学著作的范本——《本草经集注》
本草之学形成后，其发展极为迅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各种各样的本草学著作。到《隋书·经籍志》中，已著录了28种药物著作，而且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之作，如有关音义的解释、药物别名的考证、采药时间、人工栽培，以及描绘具体形态的本草图等。有关这些著作的注文，更透露出此前大量本草著作的信息。例如“神农本草经八卷”项下的注释中，便记有被列入这一体系的本草著作18种；“桐君药录三卷”项下同样记有从属这一体系的各种药录、药法、药律、药对、药目、药忌类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约452—536）根据各种《神农本草经》传本整理而成的《本草经集注》。这部载药730种的本草著作，之所以被视为《神农本草经》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之作，首先在于它以赤色书写《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使得这部经典得以保存；同时参考历代医家的注释与用药心得，用黑色文字对《神农本草经》原有药物进行了许多补充说明，并增加了同等数量的新药；再者，它改变了《神农本草经》具有较强神仙方术色彩的“三品”分类，采用其他医家惯用且较能体现药物自然属性或来源的分类法。后世的重要本草著作，在上述三方面基本都是沿袭这个体系进一步发展，并因采用不同字体或标识方法，从而使得《神农本草经》以及《本草经集注》之类重要的早期经典性药物著作“佚而不亡”。
陶弘景画像
《本草经集注》并没有彻底脱离“三品”分类之法，而是在所谓“自然属性”的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等分类下，又各有“上、中、下三品”。这一方面反映出陶弘景作为著名的道教中人，对于神仙方术与世俗医学两种知识体系的追求与折衷，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药物知识在继承的基础上如何发展的轨迹。
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
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时常提到因南北分裂而对北方药物及用药经验不甚了解的问题，而国土统一、文化发达的盛唐之世，则为全面总结药物知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显庆二年（657），苏敬等官员建言朝廷重修本草，以改变当时药物名实混淆、记述不全的状况。经朝廷批准后，遂由苏敬等二十余人组成编撰班子，这也开创了中国传统医药史上集体编修本草的先河。公元659年，《新修本草》由唐政府向全国颁行。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颁行的《纽伦堡药典》（1542）早了883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这部官修本草由三部分组成：正文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图经七卷。现存《新修本草》只有三部分中的正文部分，其内容是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增加了114种新药，所载药物总数达到844种。在编修过程中，朝廷颁布政令，向全国广泛征集药物，据现存资料统计，计有13道133州的药物汇入书中。这次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可谓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壮举。但遗憾的是，其中“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的药物彩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广泛流传。
《新修本草》书影
《新修本草》中出现了许多域外药物，这也是唐代本草的一大特点，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
承前启后的《证类本草》
宋代以前印刷业尚不发达，限制了知识的保存与传播。北宋的皇帝与儒臣对于医药卫生事业极为关注，建国13年后，便由朝廷诏命儒臣与医官联袂校订编修本草。由尚药奉御刘翰（919—990）、道士马志等9人于开宝六年（973）修成的《开宝新详定本草》，经宋太祖（960—975在位）亲自作序，国子监镂版刊行，成为中国第一部印刷的本草著作。次年再次修订而称《开宝重定本草》，记载药物983种，新增139种。伴随着从抄写到印刷的转变，编修者采用雕版的阴（黑底白字）、阳（白底黑字）文之别，取代过去的朱墨分书，并配合文字标识，层次清晰地展示了源自历代不同本草著作的内容。
北宋嘉祐二年（1057），朝廷成立了校正医书局，其第一项任务便是奉诏修订本草。在由掌禹锡（992—1068）组织医官、儒臣编成的《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中，记载药物1083种。次年，该局仿唐代《新修本草》的成功经验，奏请朝廷下诏征集全国各地所产药材，要求逐件画图，并注明形态、收采时节、功用等；对进口药材，亦要求按此办理，并令各选样品，送交京师。此次全国规模普查的成果，如实反映在苏颂（1020—1101）编撰完成的《本草图经》（1061）中。全书载药780种，在635种药名下绘图933幅，是世界上第一部雕版本草图谱。
历代本草著作记载的药物中，
都包含有很多人们熟悉的日常食物，
成于嘉祐年间的这两种本草，一重文一重图，是宋代对本草学的一次重要总结。其后有陈承将其合为一书，名《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1092）。
北宋中期，四川民间医家唐慎微以《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为基础，并从多种经史百家之作中搜采相关资料，补入史有今无的药物554种，于1082年编成约60万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载药数目上升到空前之多的1558种。在编撰体例上，每药下随文附图，有论说、主治、功用、炮炙方法与附方。这一著作，代表了宋代本草的最高水平。
后来，北宋政府在唐氏《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几次修订，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先后有《经史证类大观本草》（1108）、《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1116）、《绍兴校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159）问世。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所绘药物彩图
《证类本草》不仅是集宋以前本草学大成的一部著作，还被认为开启了其后明清本草学的端绪。明朝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便是以它为蓝本。
古代本草学巅峰之作——《本草纲目》
宋金元时期的本草学可以概括为两大流派，一是继续不断增补、编修以《神农本草经》为核心逐渐扩充而成的主流本草著作；一是注重药理探讨，各药只录几条简单功效。进入明代之后，两种风格逐渐融合。王纶的《本草集要》（1492）糅合《证类本草·序例》和金元药理为“总论”，各药不分“三品”，以类相从，附方按病排列；陈嘉谟《本草蒙筌》（1565）进一步条理编写体例，在“总论”中分题讨论药理及生产等实际问题。这些书都是两种风格融合的具体表现，并成为极受世人喜爱的入门读物。
明后期， 最终出现了古代本草学的巅峰之作《本草纲目》（1578），此后便很少有人再从事大成工作了。
李时珍塑像
长达五十二卷的《本草纲目》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是“物以类聚，目随纲举”，所收1892种药物（其中新增374种）分隶于十六部、六十类目之下，纲目体系贯穿全书。书中附有1109幅图和10000余首处方，引用各类文献800余种。其作者便是屡试不第、无奈弃儒从医的李时珍（1518—1593）。“读书十年，足不出户”的苦读经历，以及理学“格物致知”的内在影响，使李时珍能将百家之言与调查实践两方面的知识结合在一起，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后，终于成就了这部使其垂名青史的鸿篇巨著。
《本草纲目》所绘几种可以入药的植物
明清时期的文化，以尊经复古为主流。当此风吹进医学领域后，本草学体系中也出现了重归《神农本草经》的倾向。首先是明代缪希雍（1546—1627）撰《神农本草经疏》，将注解经文与临床用药实际结合在一起。这一风气至清代愈演愈烈，先后出现了徐大椿（1693—1771）《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陈修园（1766—1823）《本草经读》、邹澍（1732—1844）《本经疏证》等等。此类书籍大多载药仅100余种，对《神农本草经》以外的药物和宋代以后的药学大多置而不论。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从历代本草著作中辑复佚文而成的《神农本草经》。
与尊经之风并驾齐驱的是一些“歌括式”通俗读物的流行。元代胡仕可的《本草歌括》（1295），图、诗并存；李杲的《药性赋》分寒、热、温、凉四部分，简捷易诵，成为数百年来的药性启蒙读物。通俗读物的增多固然与明清时期人口增长，从医之人也相应增多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当药物知识积累到部帙浩瀚时，必然会由博返约、择要而止。“犀角解乎心热，羚羊平乎肺肝......”《药性赋》不仅语句琅琅上口，而且确实抓住了每种药物最基本的用途。
清人书写在扇面上的用药歌诀
明清以来，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明中期的《食物本草》中出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入中国的落花生等美洲植物；清代赵学敏（约1719—1805）的《本草纲目拾遗》，开始引用西方药学文献，并记录了金鸡纳等西医学药物。此后中国的本草学著作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逐渐增多，开始了在继承传统知识基础上，科学认识中药材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