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中医经典基本上都是在吸收西汉以前医学知识的基础上，成书于东汉。因而在观察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历史时，第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代，便是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医学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两汉时期。
如果思考一下当时是只有这样几本医学著作，还是有很多？答案当然是后者。那么除了偶然因素外，有哪些必然因素影响到这几本著作的流传，并最终成为经典呢？
《伤寒杂病论》书
首先，具有一定的规模是十分重要的。在一定的时点上，达到“大成之作”规模与水平的著作，必然会有生存优势，同时使得许多被其包容的原始著作退出历史舞台。例如今本《黄帝内经》，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可以认定包含有《汤液经法》、《黄帝神农食禁》等多部已佚著作的内容。同样的道理，当西晋皇甫谧采《黄帝内经》中与针灸疗法相关的经脉学说，以及详述腧穴定位、功能主治、针刺深度等的《黄帝明堂经》，合编成融合两方面知识的第一本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后，成于东汉时期的《黄帝明堂经》便失去了成为经典的可能。《神农本草经》更是因为后人屡屡将其搬入自己的本草，而失去了独立存在之身。
其次，理论性与体系化也是十分重要的。《难经》的篇幅很小，但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概念，且自成体系。《黄帝内经》中讲“阴阳”是天地之道、变化的父母、生杀之本，《难经》提出“命门”的概念作为生命动力的本源所在，诸如此类都为后世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尽管《黄帝内经》、《难经》的成书年代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早，但却丝毫不影响其作为经典的学术价值。近两千年来，医家据以学习气血如何循着经脉运行、脏腑各有何种功能等基础理论知识；领会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在生命之学中的具体运用；分析病因、病机；并在阐发先贤“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构建新说，使得中医学不断充实具体内容而获得发展。
马王堆西汉墓出土药材
这些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其具有的“潜质”。但这个潜质的发掘与认知，却与其何时成书没有直接的关系。
例如完成于东汉的《伤寒杂病论》，迟至唐代，医家对其评价都并不高。唐人王焘（约670—655）所编垂世巨作《外台秘要》，卷一“诸论伤寒八家”中根本没有提到张仲景，只是在后面摘录治疗方剂时才能见到引用“张仲景伤寒论”；孙思邈（581—682）《千金翼方》将其收列入“方书”，也并无特殊尊崇地位。所以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此书的序言中才会说，自其成书以来八百年，只有王叔和一人知道其价值。直至宋代，《伤寒论》才逐渐受到医家的重视，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通过条文的编次、注释，以及对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基本概念剥茧抽丝、层层深入的阐发论述，才使得按照三阴三阳区分病理进程与病位的具体方法，上升到“六经辨证”的理论高度。因而《伤寒论》的地位也才逐渐从一般的“方书”上升为经典的“经书”，张仲景本人则开始有“亚圣”之称，并最终被尊为“医圣”。
从外部因素讲，这些著作的成书与成为经典，都与“儒医”具有密切的关系。《黄帝内经》所含出自不同作者的162篇论文，无论是写作水平还是文化素养，都表明其作者绝非靠实用技艺谋生的工匠式医家，而是通常所说的“儒医”。这一特点在《难经》中更是达到了极致。
强调这一点，是由于在两汉医学理论发展、体系化的进程中，可以明显看到儒家学说的运用和影响。尽管在整个古代社会中，“儒者知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这些书的作者，毕竟不同于了解医学的一般儒者。首先，他们关注的不是构成儒家学问的社会秩序——“礼”，而是作为说“礼”工具的哲学性宇宙论。其次，虽然一般儒者对包括生理、病理、治疗、药理等在内的医学理论都不陌生，但他们通常是利用这些在文化层中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来论说政治、国事，所谓“上医医国”。而儒医们则与之相反，是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道，乃至兵家之说等大道理，运用于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医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儒医，《黄帝内经》中描述的此前种种“皆自以为是”的方士之说和治疗经验才能被整合成体系化的理论，并决定了中医学的基本性质与特征。
在两汉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社会风尚、文化追求有所不同，医学领域又表现出以典籍整理、方书集结等为主的特征。到了宋代，随着教育普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越来越拥挤，于是开始出现许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儒医”。在思想领域，综合道、佛两家思辨特点的新儒学——理学成立，所以医学理论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陕西韩城东汉墓出土药材，一为切碎之薄荷，一为薏苡实。
尽管有人认为托名黄帝、扁鹊、神农也对这些著作成为经典有所影响，但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托名的著作还有很多，但却未见因此而流传。值得注意的反而是传统医学领域的尊古、尊经心态。在历代很多治医者眼中，古代医学从建立之时起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完成体”，已然没有发展的可能；一切新生事物，不过是“得道”的过程，是领悟了古代经典“微言大义”的结果。在这条学术发展轨迹上，虽然新的知识在不断产生，但却不会被看作是对旧有理论与体系的批判，而仅仅是阐发。
从这点而言，中医经典很像古董瓷器——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值，但增值的原因又与“实用价值”没有太大关系。后世中医的发展从这些经典中汲取的，实际上主要是一些基本的哲学思想营养，真正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