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很早的时代,便已有了明确的社会职业分工,匠作百工的技艺与知识也各有专门,但就与“人”有关的知识而言,却并非如此。中国古代的睿智哲人,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类比思维方式指导下,认为天地一太极,人身亦一太极,天地大宇宙与人身小宇宙的构造、运动规律可以互证、类通。道家倡导的“一切顺应自然”观念,同样是以类比天地万物发生、发展、死亡的自然规律为理论依据。而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所讲述的“四季养生”的基本规律——春生(发生)、夏长(繁茂)、秋收(内敛)、冬藏(休眠),便是医学受到道家思想影响,采用类比思维的典型个例。

20世纪初一位中医大夫诊治病人时写下的病历,
中医学称之为“脉案”。
如果浏览浩如烟海的历代中医著作,便会发现这种类比的运用,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实际治疗方法的创制中比比皆是。换言之,如果不了解类比思维,也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医。

汉墓出土医用金针
例如在基础理论方面,可以见到比附朝廷官制言说脏腑功能的所谓“藏象学说”(如“心为君主之官、脾为仓廪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胆为中正之官”);药物在组方中分别担负君、臣、佐、使不同作用的所谓“方剂学”理论;比附自然界大小河流及调节水量的湖泊,来言说人体气血运行通道的所谓“经络学说”等等。在病理诊疗方面,设想着某种外界的“邪气”之所以能够进入人体,必然是体内出现了一定的空间,只要能将这个不该有的空间填满,不该进入的“邪气”自然就会被驱赶出去,由此产生出旨在“扶持正气、培植本元”的“补法”,以及驱赶外来“邪气”的“泻法”等治疗手段;或是着眼于躯体的疾患好比自然界中的水道淤滞而泛滥成灾,从而有了“解郁”、“消食导滞”等治疗理论与方法。在药理方面,例如沉香木质地沉重,入水不浮,所以用其引导气血向下行走;而生长在植物顶端的花,则认为其自然会有引导气血向上的作用。实际上,当涉及中医诸多具体问题之“所以然”时,往往会归结到这一简单的思维模式——类比。
古代医家用“医者意也”四个字概括了他们是如何广泛运用类比思维的——医学理论的神秘性、治疗方法的灵活性、医家的悟性,都只能以一个“意”字来体现。换言之,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就蕴涵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那么一种“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味道当中。近代硕学梁启超(1873—1929)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而其所举之例,即是中医。的确,较之于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科学(如天文、算学)或实用技艺,中医都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清代走街串巷卖药的江湖郎中
时至今日,当人们不断地以西方科学的目光与标准来审视、衡量、评价、要求、改造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科学时,“医者意也”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之神韵——这种与近现代科学格格不入、“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的基本性格,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非难。

唐代窖藏出土药盒,内装炼丹的药物。
类比思维在中国古代哲学层面上又往往被描述成“天人合一”的“感应论”。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中国人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吕氏春秋》即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同类相互吸引,“气”相同则可以融为一体,声音相同则产生共鸣);至北宋,赞宁(919—1001)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撰写了《物类相感志》,罗列了500多种物类相感的现象;到了理学家程颐(1033—1107)手中,这些现象被抽象为一个基本原理:“天地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因而,在承认中国传统医药学包含许多经验知识的同时,更要知道“感应”(或言类比思维)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人《医道图》,描绘脉诊场景,这是中医最基本的诊断手法。
要之,“感应”的思想方法具有既可产生巫术(majic),也可产生科学的两面性。例如认为小儿“兔唇”是由于孕妇见到兔子和吃兔肉所致,显然是基于“相似律”或“接触律”而来的巫术禁忌,但被认为富含许多科学内容的古代“胎教”知识,却是建立在同样的思维基础之上。明代的李时珍(1518—1593)是著名的古代医学家,但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同样可以见到此类显然不是源于实践的“用药知识”。例如,基于铳楔(一种旧式火器)具有击发的功用,而将之用于“难产”;基于梳子具有疏通的作用,而将之用于“乳汁不行”。前者肯定于事无补;后者疏通的作用虽不可能转移到乳房,但“梳乳周回百余遍”的过程,却能起到按摩(物理治疗)的作用,从而刺激乳汁的分泌。

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常被民间神化,如有“药王”之称的孙思邈,相传他曾为龙、
虎治病,龙、虎为报答他,永远侍奉其身边,所以这座孙思邈塑像中同时有龙、虎形象。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源于类比的治疗方法、药物功能设想,在实践中择真汰伪,不断接受检验,但不管它们是荒谬无稽,还是确有实效,其发明原理是一样的。二是这种简单、原始、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并不仅仅广泛运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不同时期医药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广泛运用的结果。而当近代科学传入以后,当“实证”取代“类比”成为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之后,传统医学的知识体系才会变得令一般人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

李铁拐瓷雕像,李铁拐是传说中“八仙”之一,
身背药葫芦,常在民间医治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