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华大地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处于一种“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环境中，但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在医学领域，以明末清初为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其前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
明末清初以前，虽有源自印度、阿拉伯等中南亚和西亚国家、地区的医学传入，但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从总体上讲不会引起激烈的冲突，大多是被融汇吸收，例如域外的一些药物知识、白内障的手术剥离法等都被先后吸纳。甚至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后，医家仍是延续其思维惯性，认为是因为牛的秉性最温和，所以使用牛痘会比使用人痘接种更为安全。
其后，以解剖、实证为基础，与中国医学完全异质的近代西方医学知识不断传入后，中国医家仍旧是抱着“中西会通”、“西学中源”的态度，去论说两者不过是大同小异、表述方法不同而已。直到有人呼吁政府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全面废止中医时，中医才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时过境迁，当我们将中医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来研究时，没有必要赘言当年的国医志士如何奋力抗争，方使传统医学在中国免遭取缔的历史，而是应该着眼于在这种异质医学的影响下、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中医学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绘有十二生肖的瓷药瓶
首先，如果没有西方医学的传入，便不会有“中医”一词产生；如果形成于近代西方的医学体系没有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便不会有“传统医学”一词存在。只有当存在着另一种医学体系作为比照时，人们才需要思考自身所持医学知识体系与其有何不同；只有在生存受到威胁时，才需要考虑如何为自己辩护——阐明自身的长处与存在的价值，并尽可能吸收对方的长处来提高自己。实际上，只要认真看看20世纪初以来的中医刊物和著作，便会发现中医人士是如何模仿西医来构建中医从理论到病因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物学的完整体系。透过编写体例的模仿，可以看到中医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学习西医思维的逻辑性，学习作为医生应该如何看问题和条理思维。
清代宫廷御用医药机构“太医院”所用药具，包括药称、药臼、研钵、煎药罐等。
其二，西方医学的传入，为中医带来了许多基本的生命科学知识。自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形成以来，基于不吃饭便会死亡、生命活动的能量来源于饮食这一常识，而将胸前触手可及的心脏跳动解释为“胃之大络”；以为尿是从小肠渗入膀胱而言“膀胱有下口、无上口”之类的传统知识，已在潜移默化中被现代生命科学常识所取代。同样还是只有在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中医才有可能了解到自己常提的经络不是血管，进而思考经络到底是什么，中医的脏腑又是什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包括“经络学说”、“藏象学说”在内的所谓中医基础理论框架。
其三，尽管西方医学传入之后确实对中医形成了某种压力，但中医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努力谋求发展，于是积极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培养，创办各种刊物与学术团体，翻译日本汉方医学著作，研制“国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的自强态势。凡此种种，可以说都是因为有了西方医学的传入才会发生的变化。
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之后，通常都会为本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从而使其更为丰富，甚至是产生质的升华。近代西方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其本身不会摧残中医，而只会为中医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与支持。
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开设的中国第一家眼病医院。
作为中西医碰撞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延续，1958年卫生部委托南京等高等中医院校编写新式中医教材，可以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有了《中医学概论》这样一门课程，有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概念与范畴。与其说新式教材的编写是一次系统的整理，毋宁说是“传统”的建构——从良莠杂存、各自为说的知识库中选取核心性的关键内容作为传统医学的“基本体系”。几十年来，中医教学所用教材虽屡经修改，但基本框架与内容并无大的变化。
在这个新构的“传统”中，“经络学说”不再包含《黄帝内经》所描述的“浅现体表可见的是络脉、深藏体内的是经脉”，“脉的颜色青为寒、赤为热”等与人体脉管系相混淆的内容；五脏六腑被分别定义为一个“生理单位”——既不等同于解剖学的脏器，也不再是如前所述比附朝政的职官；针灸学不再是包括割痈破脓在内的“外治法”的总称，而被定义为“通过物理刺激，调整气血运行、脏腑功能的疗法”；并概括出中医治疗学最基本的特点，也是与西医的最大区别——“辨证施治”，即根据综合各种病症表现、身体素质等条件而抽象出的“证”（例如虚、实、寒、热）来决定治疗方法，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尽管中医大多以为这是东汉名医张仲景（约150—219）确立的治疗原则，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西医传入，也就不会有具有如此内涵的“辨证施治”概念。因为在汉语中，“证”与“症”原本相通，历代医家思维中，也没有对二者需要加以区别的意识——无论是虚、实、寒、热，还是腹痛、头昏，都是医书中并存的疾病名称。
西方医学传入后，中国人对西医西药日渐熟悉。
图为20世纪30年代一家药厂的阿司匹林药广告。
任何一种堪称宝贵文化遗产的知识体系或技艺，绝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历史演进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的中医不仅早已不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而且与相距最近的2 0世纪初的中医也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中医早已是现代化了的中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今中医之别，已然远远大于中西医学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