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理解中医”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对其思维方式与知识属性的理解。古人之所以用“秀才学医，笼中抓鸡”来比喻文人学医的容易，正是因为其知识属性和基本思维方式是相通的。在当今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内，中医无疑是使用古代知识最多的，因而当代人要想理解中医，就必须有较为丰富的人文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的知识。

    另外，理解中医还有一条简捷途径——学习些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这一点对于以现代自然科学为主要知识构成的当代学者而言尤其重要。原因在于人类学将各文化系统中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作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概括出了一些基本特点与共性。

    在这一层面，还应包括对中医基本哲学思维的深刻理解。前面谈到的中医认为最能体现自身特点与优势的“辨证施治”问题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由于人体与疾病的复杂性，所以实际上在现代医学与“科学”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在《实验医学导论》中强调，尽管医生们常常对他说，医学中有太多的特殊性，但他还是认为，既然是科学，便不能有特殊。这一“科学”的常识与规范，使得中医活的灵魂——“辨证施治”的原则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中医认为，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不会患完全相同的病，所以便没有一成不变、可以重复的治疗方法。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严重，中医也同样在使用着一些固定不变的方剂，但在理论上确实如此，在临床上也存在着需要为每一个具体病人随时修改变化处方的可能。这就与“科学”所强调的“可重复性”发生了根本的冲突。其实要想说清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中医认为不可重复的原因之一，是认为治疗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将人视为“疾病”的载体。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治疗方法当然不可能重复。就观念而言，中医实际上比西医占有优势。

    从另一方面讲，虽说没有绝对的相同，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量的差异。所以中医才能总结出一些基本的治疗原则和久试不爽的固定方剂，也才能不断生产“成药”。因此中医的治疗并非绝对不能重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医大夫的医术是和年龄成正比的，“老中医”往往更容易被信任。

    再者，能不能重复的问题，完全是在不同知识背景下，因“同”、“异”的判断标准不同而引发的争论。中医眼中的“同”，未必具有相同的症状表现；中医眼中的“异”，按照现代医学的诊断却可能是同一种病。所以当我们以症状表现或现代医学为“同”、“异”标准时，则中医不仅存在“不可重复”的问题——“同病异治”，而且还有“异病同治”的“怪举”。但如果以中医病因、病理学的认识为“异”、“同”标准的话，那么中医当然也是“同病同治”、“异病异治”。

    在这方面中医界人士常举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中叶先后两次流行脑炎，西医的儿科大夫照搬前次疾病流行时中医使用的有效方剂却没有效果，后有中医建言其他方剂而治疗成功。其原因便是，在西医看来，两次疾病流行完全一样——都是致病微生物引发的脑炎；而在中医眼中，由于天时地利不同，病因方面存在着“湿”、“热”比重不同的差异，治疗方法自然也就不同。又如市售的“补中益气丸”，原本是古代名医李杲（1180—1251）用来治疗胃病的，但当代医家却屡屡报告可以用其治疗贫血、神经衰弱、脱肛等疾病。这是因为在中医看来，这些疾病虽然表现各异，但病因、本质却是相同的。

中国传统医药正越来越多地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认识和接受，

很多外国医生特地来到中国学习中医技术。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得上第二个层面，即对中医的理论和治疗技艺有更多的理解。这实际上已经属于学科内部的具体知识了，正像非医学专业之人并不了解抗生素何以能够杀灭细菌一样，非中医专业人士也完全没有必要掌握这些具体的知识。然而有意思的是，实际上中医自己也并不真正了解其知识体系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就构成中医理论与治疗两大方面的“针灸”与“药物”而言，迄今尚不明了针灸能够治病的客观机理是什么，更没有弄清与这种疗法密切相关的“经络”实体是什么；在药物治疗方面，虽然“有效成分”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几十年，但距离解释中药的作用机理，尤其是多种药物构成的“方剂”，却还有很长的路。

    中医之所以能够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灵活、有效地使用众多药物达到治疗目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从病因、病理，到治疗方法与药物，采用的是一套相互衔接的概念构成的完整体系。简单说，即疾病的属性与药物的功能能够相互对应。例如用具有“解郁”功能的“逍遥丸”治疗“肝郁气滞”造成的“头痛”，其中的“肝”、“气”，是生理学范畴的概念；“郁”、“滞”，是病因与病理学范畴的概念；“解郁”，是治疗学与药理学范畴的概念。而如果深究为什么要用若干种药物组成具有“解郁”之功的“逍遥丸”，则又涉及一系列的理论与概念。例如肝、脾分属五行中的木、土之性，木克土衰，扶土（脾）可以抗木（肝），所以组方中要使用并不直接作用于肝，而是具有健脾作用的茯苓。如果再追问茯苓何以能健脾呢？则又回到了最基本的类比思维：茯苓生于千年松柏之下，得“土气”之精华，所以能够补“土”（脾）。

秦汉时期，中外医药交流就已开始，

中医学逐渐传播到邻近各国，同时国外的

一些医药知识也被中医吸收。

图为日本出版的中医针灸学著作。

    这些当然不是“科学”，但只有了解这些，才能理解中医在面对新的疾病时，何以不需要根据具体的直接或间接经验，便能够处方用药。其原因在于中医学已然不是纯粹的经验医学，而是能够根据疾病的表现，运用自身的理论与药物处理问题的知识体系。至于说何以如此“不科学”的知识建构，却能治疗实实在在的疾病，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破解这些“奇妙”现象背后隐藏的真理，正是科学研究的任务，也是对中医最高层面上的理解。

    问题至此仍然没有结束。以阴阳学说为基本思维工具来审视健康、疾病，构建医疗行为的中医，在总体上确有抓住因果两端而不问其间作用机理、变化过程的特点，并因而被称为“哲学医”。但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彻底穷尽因果链条上的所有环节，一个“黑箱”打开之后，看到的又是无数的“黑箱”，那么这种抓住因果两端解决问题的方法便永远不会过时。这才是中医学最根本的价值所在，而不在于一招一式的优劣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