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遂忽划断。

《天工开物》

    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近似玉质的彩石，将其制成生产工具、装饰品和祭祀用品，这种彩石可谓玉器的雏形。河姆渡文化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这为中国玉器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原料。新疆和田是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和田玉蕴藏丰富、质地优良，是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此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河姆渡文化玉佩。玉料呈青绿色，微透明，

通体光滑，琢磨圆润，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玉佩之一。

良渚文化玉兽面纹琮，高8.8厘米，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纹饰独特。

    在中国，玉常常被赋予道德观念的意义，其物理特性被比附为君子之德，由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宗教等领域，玉发挥着其它工艺品不可比拟的作用。孔子（前551—前479）在《礼记·聘义》中比附的玉德有仁、义、礼、知、信、乐、忠、天、地、德、道十一项之多。东汉许慎（约58—约147）在《说文解字》中第一次提出玉的定义，认为玉是“石之美”者，并将先秦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加以概括和充实,提出玉有五德之说，即仁、义、智、勇、洁。正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于玉比德”的传统，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由于玉佩只有在不快不慢、富有节奏的步伐下，才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因此佩玉的君子行走时必须温文尔雅，没有丝毫的邪念。佩玉成了君子有德、行动光明磊落的象征。

西汉玉覆面。玉覆面是葬玉，由玉材加工成片状部件，对应人面各个部位。

    一般来说，玉器的制作要经过审材、设计、开料、镂空、砣琢、磨光等工艺过程。晚清收藏家唐荣祚作《玉说》，书中把当时制造玉器的工序、方法和工具等彩绘成十二图，系统地展现了玉器制造的全过程。从制作的角度看，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研磨而成。因此，制玉的工艺过程被称为治玉或是琢玉、碾玉。中国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工具却是简陋的。原始的琢玉工具是一种旋转的圆盘状的工具——砣，利用砣的旋转，可带动蘸水的金刚砂琢玉。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琢玉工具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直到近代，中国人还一直沿用传统工具制作玉器，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木制的车床等。

    汉唐是玉器高度发达的时期。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的是葬玉。葬玉是为了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有玉衣、九窍塞等。其中玉衣因死者身份、官衔高低有别，有金、银、铜缕之分；九窍塞是用于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九个窍孔，以保存人体内的“精气”，期待尸骨不腐。陈设玉方面，汉代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其造型趋于写实，工艺水平也比较高，具有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唐代玉器受到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的影响，以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为代表，形成了雍容华贵且富有西域色彩的盛唐风格。

明代《天工开物》中的琢玉图。

    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金石学的兴起，宋、辽、金时期，玉器得到空前发展。接近现实生活的装饰玉占据重要地位，玉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开始减弱，而作为日常欣赏的功能得到了加强。宋代首创的“巧色”工艺，可根据玉材的天然色泽、纹理与形状，雕琢出各种器物，非常精美。

元代渎山大玉海，高70厘米，最大周长493厘米，它继承发展了中国琢玉工艺

“量料取材”和“因材施艺”的传统技巧， 在巧色工艺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渎山大玉海局部图。

    元明清三代是玉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渎山大玉海和大禹治水玉山是此时的代表作。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上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豪迈雄健的气魄。清代的大禹治水玉山则体现了文人画对玉器作品的影响：正面以宋人画的《大禹治水图》为稿本，采用平远、高远、深远的“三远法”构图，仿宋人笔意；背面是长篇题跋与多种印章。整个作品将诗书画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清代大禹治水玉山，高224厘米，宽9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玉料呈青色，通体立雕，此玉重达万斤，用工逾几十万人次，

是迄今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玉器。

清代大禹治水玉山背面的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