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纯西洋画的油画，在明朝万历年间传入，到清代、民国初期，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洋的中国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潘玉良、颜文良以及学习建筑的梁思成等应视为中国油画、西洋油画引回中国的功臣。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中立的《父亲》，乃至程丛林、何多苓、陈丹青等杰出油画家，已把中国写实油画推上巅峰。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世纪交替，旅美回沪的大师陈逸飞又创造了另一个高峰。至此，大幅人物油画已再难有实质上的飞跃。（中国画表面繁荣，但千人一面、尤其极少题诗。）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在中国美术馆亲眼参观了“俄罗斯十九世纪暨列维坦同时代画家风景展”，其中有列维坦的《湖》。十六开左右的画面，上面三分之一的部分是蓝天白云，下面三分之一是碧绿的草原。天地之件有棵近似于圆形的翠绿的树。树前侧坐着身着白长裙、戴着头巾的俄罗斯妇女。这个人像长度不过一寸！而她的脸部的俄罗斯人特征一眼就能看出。我当时在橱窗前惊呆了，油画居然可以如此精密细致！

　　油画历来以厚画法为主。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有位画家曾用某种油稀释油彩，画出了若干颇为另类的精彩油画。

　　那么，“中国油画”既然冠以中国之名，为何不可将中国传统中文人题诗用于油画？从而摈弃那种堆积如牛粪的感觉？

　　“只要效果好，不择一切手段。”记不清哪位名人说过。为艺必须如此。艺术人生在于个性：毕加索、梵高、高更、马蒂斯、安格尔、德拉克罗瓦……丢勒、提香……他们的作品都洋溢着强烈的个性。但这还只属于“语言”和“表象”。在画里面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情感”，否则一切都是虚设，可以认为不具有任何意义。

　　佛教也是外来的文化，于公历纪元前后传入中国。到唐宋时期曾举国上下信奉，一度压过儒学和道教。现在研究中国文化，首先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佛教进入中国，经历史久远的吸收和融合，其重要性已高于佛教的诞生地印度。

　　同理，油画也会成为中国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如果要跻身世界油画大展台的话。目前题诗的有水墨、水彩韵味的新型油画。刘海粟在黄山写生上题诗，是中国油画题词的先例。2005年，独创的“薄油画”在我的画廊里诞生。这并不是故弄玄虚开的派别。有人喜欢这种技法，加以仿摹，其影响和效果就更加明显。但适当的距离是应该保留的，所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