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和小雨在纽约开画展，观众中先后有两个人，一个是日本的艺评家，一个是法国的画廊老板，问我们认不认识李金远。他们都喜欢李金远的画，说他是杰出的画家。听到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说出同样的话，我感到十分欣慰。

　　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历史的偶然性，心理因素的不确定性，加上符号操作数位化和后学解构的任意性，一切都像在万花筒里急速地旋转。你简直找不到立脚点。人们在瞬息万变的变局中寻求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基地，从1998年起就有人提出，要求重建普遍性。立即引起广泛的共鸣，不是偶然的。然则如何重建？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些茫然，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如何突破后现代主义话语霸权的问题。

　　其实普遍性无须重建，它一直就存在。即使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也不得不强调自由与人权的价值是普遍价值。事实上没有这个普遍性就没有特殊性。这个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当前东、西方文明冲突中理论争论的一个关键。争论无仲裁者，也无胜败要言。充其量，你不过是无限多元中的一元。更何况，也没有游戏规则可依。例如，现在反而是那些坚持大一统的人们在更大声地强调特殊性，例如“亚洲价值”的特殊性。

　　在这场争论中，画家们默无一言。但是当代那些最伟大的画家，都不是用画笔参与了这场“重建”（通用的话说）普遍性的工程。不是有意识的。但成效卓著，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那些最前卫的、反美感的作品的作者，致力于追求的仍然是理解和共鸣，一种有赖于普遍性才有可能实现的沟通。当其实现，反美感的作品就有了一种普遍性，审美价值的普遍性。

　　后现代艺术语言的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反规范，一个是重偶然，它是对于工业化、数位化的一种反叛，实际上带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中国画家们在农业社会里创造出来的某些艺术语言，例如“无法之法”、例如“妙手偶得”、事实上也带有后工业时代艺术语言的特征。这说明艺术语言本身就具有普遍性，超越时代、超越社会形态。愈是伟大的画家，愈是运用这种语言的高手。

　　李金远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他把传统的符号系统（山石法、树法、苔法……等等）和禅宗式意象系统以及抽象式的大泼墨，大泼彩等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或金碧辉煌或苦涩凝重，呈现出来的不是西方后现代的荒谬感，而是一种震撼人心的东方神秘主义，一种可为西方人理解的东方语言。我们看他的以《天界》系列为代表的这批近作，如同在与东方文明的精魂对话。这批画土厚水深、笔力雄健、追拟太虛混茫，墨迹与易象同体，呈现出一种永恒的神秘。那个从老子的道德经、庄子齐物论，到苦瓜和尚“一画”说等等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在李金远的笔下，都获得了使观众灵府为之震动的直观形式。

　　李氏时期的作品，多精于小幅，现在这批画，大都是宏构巨制。开卷苍凉，一股子磅礴的气势扑面而来。默痕间元气淋漓，有如宇宙创生期原始生命力的涌动。这是任何一个形式主义的现代艺术家都制作不出来的。李氏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雄浑宏伟的形式，也在于它透过这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化精神。用这种文化精神来标志和定义亚洲价值，则亚洲价值就是不再是大一统都适用的武器了。它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有太多的相通之处。在这里，一个画家无言的艺术境界，也成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精神的桥梁。

　　这种境界，不是凭狂放不羁的气质瞎碰瞎撞可以得到的，更不是凭着理解力苦心安排惨淡经营可以得到的。它也是一种天籁，只那些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又有足够的现代精神，得以超越各种鸿沟从传统文化的重心中吸取能源的艺术家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感到欣慰的是，不单是我和我的妻子，愈来愈多的西方人，也开始理解这一点了。李金远的画在西方世界受到的欢迎，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我为之欢欣鼓舞。是为序。（2001.10.纽约）